《通鉴纲目》卷十二有“袁术使孙坚击刘表，表军射杀之”一条，《演义》卷二有“孙坚跨江战刘表”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二有“李傕、郭汜等举兵犯阙”一条，《演义》卷三有“李傕郭汜寇长安”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二有“（兴平）二年春，正月，曹操败吕布于定陶”一条，《演义》卷三有“曹操定陶破吕布”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三有“（建安二年）秋九月曹操击袁术走破之”一条，《演义》卷四有“曹操会兵击袁术”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三有“（建安六年）夏四月，曹操击袁绍仓亭破之”一条，《演义》卷七有“曹操仓亭破袁绍”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十一月，魏公操杀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一条，《演义》卷十四有“曹操杖杀伏皇后”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秋七月，魏公操取汉中走张鲁”一条，《演义》卷十四有“曹操汉中破张鲁”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纪司直韦晃起兵讨魏王操，不克，死之”一条，《演义》卷十四有“耿纪韦晃讨曹操”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夏五月，操引还，备遂取汉中”一条，《演义》卷十五有“刘玄德智取汉中”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魏王操杀丞相主簿”一条，《演义》卷十四有“曹孟德忌杀杨修”一则；
《通鉴纲目》卷十四有“秋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一条，《演义》卷十四亦有“刘备进位汉中王”一则。
两相比较，只不过《演义》之则目比《通鉴纲目》之“纲”要简练、规整一些而已，至于正文的具体内容虽有繁简之别，但其基本事实大体一致。因此，《演义》之章回体式的设立，明显地仿袭或借鉴了《通鉴纲目》分纲、立目的记事格式。

其次，《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关联，还表现在其每卷常要标明叙事的年代起止，以及正文频繁地采用帝王的纪元朝号来编年叙事等方面。《通鉴》、《通鉴纲目》每卷前面即记录该卷所发生的事情起自何年、止于何年，一共经过多少年。如《通鉴纲目》所记三国时期的史事，其卷十四开头即标明：“起已丑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尽丁丑汉后主建兴五年，凡十九年。”卷十五开头标明：“起戊申汉后主建兴六年，尽壬申汉后主延熙十五年，凡二十五年。”卷十六开头标明：“起癸酉汉后主延熙十六年，尽已亥晋武帝咸宁五年，凡二十七年。”不仅每卷开头皆标明了年代起讫，而且在东汉灭亡后还黜魏年而以蜀汉为正统。《演义》的不少版本亦沿袭此例。如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即是如此，这里姑且抄录其后几卷的年代记录，以见一斑：

卷六“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首尾共八年事实。”
卷七“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至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壬寅，首尾事实凡四年。”
卷八“起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壬寅，至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首尾共七年事实。”
卷九“起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至蜀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吴建兴二年癸酉，首尾共二十六年事实。”

其中，《演义》卷九与《纲目》卷十五所记的年代起讫大致相同，而且这几卷也是以蜀汉为正统。虽然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取代汉献帝即位，改元“黄初”，国号“大魏”，但是《演义》并未改用曹魏的纪元朝号，仍坚持用“建安二十六年”来编年叙事，其标题中还明言“废献帝曹丕篡汉”；而到刘备登基时，标题中则说“汉中王成都称帝”，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甚为明显，而正文部分的编年叙事，这才开始换用蜀汉的“汉章武”年号，以承续献帝的“汉建安”年号，几乎完全按照《通鉴纲目》的编年方式和次序来加以演绎。例如，这几卷的正文开头，就是这样叙事的：

卷六：“建安十七年，岁在壬辰，春正月，刘玄德与益州牧刘璋大会于涪城。”
卷七：“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斜谷，欲还许都。”
卷八：“章武二年夏六月，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夷陵之地。”
卷九：“时蜀建兴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陆逊大破于石亭。”

不仅如此，《演义》作者在其叙事的过程中，还秉承了《通鉴纲目》以一字定褒贬，微言见大义的“春秋笔法”。朱熹曾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16](P )其所谓“别为一书”，即指《通鉴纲目》。在该书中，他采用“春秋笔法”，对《通鉴》多有修正，用意即在于“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17]。例如，《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记载：“（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纲目》卷十三即改为：“夏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为丞相。”《演义》卷八第七则亦叙云：“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为丞相。”《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诏魏王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纲目》卷十四改为：“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跸。”《演义》卷十四第六则亦云：“曹操既受王爵，冕十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用天子车服仪銮，出警入跸于邺郡。”朱熹还曾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解。”[18](P26) 明确表示对《通鉴》帝魏寇蜀的不满，所以在《纲目》中，他便反其道而为之，凡是《通鉴》中写蜀汉“寇魏”的地方，均改为“伐魏”；而曹魏“伐蜀”则一律改为“寇汉”。例如，《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魏太和四年）秋七月，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纲目》卷十五则云：“（汉建兴八年）秋七月，魏寇汉中……”《演义》卷二十第八则的标题亦云：“仲达兴兵寇汉中。”又如，《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记载：“（魏青龙）二年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纲目》卷十五则改为：“（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演义》卷二十一第二则记为：“是年，乃建兴十二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军士，已经三年，粮草丰足……可以伐魏，以报先帝知遇之恩。今番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誓不见陛下也！”这些地方，均可见出《演义》对于《纲目》之书法义例的有意承袭。 除此以外，《演义》在叙事时还往往要对重大的事件、著名的战役和主要人物的生卒时间等等，标明比较真实、具体的纪元朝号和日月。据笔者统计，全书中标出纪元朝号和日月的地方约有120余处，它们昭示了全书的主干部分确实是按照《通鉴》编年体的结构形式叙写的，其朝号的变换、岁月的流转与人事的变迁，颇为清晰地标示出了三国兴亡成败的整个历史过程。

因此，仅从上述这些外在的形式和思想倾向方面，我们已可初步判定《演义》之叙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通鉴》特别是《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及其叙事旨趣。

三

倘若再从《通鉴》与《演义》的内在叙事结构着眼，我们更可进一步烛察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这里不妨以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赤壁之战为例来略加探绎。

在《通鉴》以前，还不曾有一部书对赤壁之战的来龙去脉作过权威性的叙述。有关这场战争情况的零星记述，分别保存在《三国志》的“武帝纪”、“贾诩传”、“程昱传”、“刘焉传”、“刘璋传”、“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主权传”、“周瑜传”、“鲁肃传”、“程普传”、“黄盖传”、“韩当传”、“周泰传”、“甘宁传”、“凌统传”、“朱治传”、“吕范传”和习凿齿《汉晋春秋》、虞溥《江表传》、韦昭《吴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袁宏《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等传记或史书当中。正是司马光第一次对这些零散纷繁的材料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进行条理爬梳，取舍熔铸，才把它叙写成为首尾完具、情节曲折、气势宏大的战争故事的。没有《通鉴》对赤壁之战的成功叙述，就不大可能有《演义》对这次战争更为精彩动人的描绘。且看《通鉴》卷六十五描写赤壁之战的情节次序：

1、建安十六年冬十月，鲁肃说孙权联刘抗曹，权即遣肃施行。
2、荆州刘琮降曹，刘备败走当阳，欲投苍梧太守吴巨，鲁肃劝刘与东吴联合，刘从之。
3、诸葛亮与鲁肃俱诣孙权，智激孙权抗曹。这时，曹操传檄东吴，孙权部下张昭等议降，鲁肃力排众议，周瑜也力主抗曹，终于坚定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
4、刘备乘舟去见周瑜，担忧兵少，瑜言可以少胜多，备既愧又喜。
5、吴、曹两军初次交锋，曹军不利，退次江北。
6、黄盖诈降于曹，夜率装满燃料的船只，火攻曹营，曹军大败，从华容道逃走。

再看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卷九、卷十所写赤壁之战的情节次序：

1、鲁肃说孙权联刘抗曹，权即遣肃施行。
2、刘备败走夏口，与孔明磋商联吴之计，适鲁肃至，刘备诈称欲投吴臣（巨），后勉从鲁肃联吴之劝，派孔明往见孙权。
3、曹操传檄东吴，孙权部下张昭等议降，鲁肃力排众议，孔明舌战群儒，智激孙权，智说周瑜，终于促成孙刘联盟。
4、刘备乘舟去见周瑜，瑜言可以少胜多，并欲害刘备，赖关羽翼护，瑜计未遂。
5、吴、曹两军于三江口初战，曹军失利。蒋干请命去说降周瑜，不料反中圈套，致使曹操错斩蔡瑁、张允。
6、周瑜忌害孔明，孔明草船借箭，黄盖密献“苦肉计”，阚泽代投诈降书，庞统巧设连环计，孔明借东风，结果火攻曹营，大获全胜，曹操败走华容道。

两相比较，可见《演义》基本上是按照《通鉴》提供的结构框架和情节次序来叙写赤壁之战的，它只不过是在史事的框架内，在有限的空白处，插入了一些想象、虚构的情节（如孔明舌战群儒、阚泽下书、庞统设连环计），或增补了一些经作者加工、改造过的民间讲史的内容（如孔明智说周瑜、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或对原有的比较简略的历史记述进行了适当的添衍和润色（如孔明智激孙权、周瑜欲害刘备等）。这些属于作者虚构、增衍的部分，虽然精彩生动，但是多属于战争过程中的小“插曲”或“花絮”，没有它们，读者照样可以一目了然战争的前后经过，而有了它们，也并不影响或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只不过使历史事件的主干更加枝繁叶茂而已。

至于在叙述的内容方面，《演义》对《通鉴》的因袭之迹，亦甚为明显。如《演义》中鲁肃说孙权联刘抗曹，鲁肃劝刘备与东吴联合，曹操致书孙权，张昭议降，鲁肃向孙权力陈降曹之害，以及孔明智激孙权，周瑜向孙权分析敌我双方之利弊得失等情节关目，其人物的说辞、议论等就基本上是抄袭《通鉴》，只是略作增益，使言辞更加通俗了一点。

而在战争描写的思路和方法上，《演义》也是承袭《通鉴》之长而略有发展。《通鉴》由于旨在“资治”，故其叙写赤壁之战，并不是一般地铺叙战争的经过，而是善于集中笔墨，着重描叙战争双方决战前的力量对比、形势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从而揭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以给人以有益的经验或教训；而敌对双方决战时的厮杀拼夺，则只是粗笔勾勒，一带而过。《演义》描写赤壁之战也是如此。它用了十六则的篇幅来描写这次战争，而前面的十三则几乎都是写决战之前双方的战略运用和智术较量，展现双方将帅的精神风貌和气质胸襟。从孔明智激孙权到周瑜决定火攻，从黄盖诈降到庞统献计，从曹操横槊赋诗到孔明巧借东风，作者有条不紊地描写了双方的谋略和部署，揭示了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从而使读者从战争的进程就能预见战争的结局。而直接描写火攻赤壁的场面，却仅用了不到两则的篇幅。这和《通鉴》的写法何其相似！因此，说《演义》主要是依据《通鉴》演绎“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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