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演义》也并非仅跟在《通鉴》的后面亦步亦趋，其作者为了寄寓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体现其创作意旨和审美情趣；同时又欲通于“好尚”，做到易观易入，所以必然会对《通鉴》等史书所记的史事进行不同程度的删改、移位和艺术加工。即以上述赤壁之战为例，《演义》的情节主线虽然与历史事实基本吻合，但毕竟还有紊乱史实之处。如孔明智激孙权本来发生在曹操传檄东吴，张昭等人议降而孙权犹疑不定等事之前，而《演义》则将此事挪至诸事之后，写孔明先是力驳投降派的谬论，后又用激将法说服孙权，这样就格外能够突出孔明对于联吴抗曹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又如蒋干劝降周瑜，本来在赤壁大战之后，而《演义》则将此事移至大战之前，并增写蒋干盗书中计致使曹操杀了蔡瑁、张允的情节，经此改动，既使故事情节曲折、有趣，颇富戏剧性，同时又突出了周瑜的雅量高致和出众智谋。再如，在《通鉴》中周瑜本为赤壁之战的主要决策者和军事统帅，但在《演义》中真正的主角却成了诸葛亮，周瑜、鲁肃和曹操等都成了诸葛亮的陪衬。这些地方都显示出了历史与小说的不同叙事旨趣。但这些“不同”，并未能够从整体上掩盖《演义》所采用的“通鉴式”的结构框架。换言之，《演义》主要还是在《通鉴》、《通鉴纲目》所提供的叙事结构框架内，来对其所叙的历史人事进行损益、改易、虚构和审美转化的。

因此，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对《演义》的具体创作情形或成书过程，重新作出这样的概括，即《演义》是其作者罗贯中根据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依照《通鉴》和《通鉴纲目》的记事格式和叙事框架，博采《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及《后汉书》等史传中的有关材料，并旁涉讲史平话、历史剧和民间传说等的生动素材，加以综合、条贯、生发、润色、虚构和改造，并使之故事化和通俗化的产物。尤其是《通鉴》和《通鉴纲目》，它们对于《演义》整体叙事框架的建构，甚至是“尊刘贬曹”创作倾向的形成等，都曾起过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所以理应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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