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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道人小雅氏在《新列国志·叙》中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仫砬石集,识者欲呕。姑举《列国志》言之,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划脚醒锄瞌睡,未可为稍通文理者道也。”正因为此,冯梦龙“本诸《左》、《史》,旁及诸书”,将余邵鱼的《列国志传》重加辑演为108回的《新列国志》(即《东周列国志》),成为一部仅次于《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小说。但学术界对《东周列国志》作具体研究的甚少,将它与《三国志演义》作比较研究的则更少了,故而将两部小说作一番比较研究,当是很有必要的。
一、素材与模仿
《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释,以及《后汉书》、《三国志平话》等史料和民间传说;《东周列国志》主要取材于《左传》、《史记》等20余部正史野乘,但两部小说有不少相似的故事内容或谋略描写。这既有列国故事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也有《东周列国志》对《三国志演义》的模仿。
列国故事对《三国演义》的影响,首先是在史料方面。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出现相似的史料,而这种相似或多或少有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如《三国志》所叙“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他的“隆中对策”是效法管仲、乐毅和游士苏秦的。东汉末年,皇帝昏庸,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颇有相似之处。后来三国鼎立,魏最强,吴、蜀俱弱,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魏,合两弱以攻一强的大政方针。这正同管仲治齐,纠合众弱国以讨强楚的策略,也与乐毅联合赵、楚、魏、宋等五国之兵打败齐国,以及苏秦游说六国抗秦的策略颇为相似。当时借鉴列国经验,与诸葛亮所见略同而早于诸葛亮的,还有东吴的鲁肃,他力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共抗曹操,鼎立江东。又如《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从董昭等建议迎献帝都许昌”,《诸葛亮传》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早有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假托王命”而谋大业。《左传·隐公九年》载“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后来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开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河。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始终以“尊王”的旗帜为号令,终成霸业。从郑庄公到齐桓、晋文,再到汉末的曹操,“假托王命”作为一种谋略手段不断有所发展,曹操则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型。这些都被罗贯中写进了小说。
其次,《三国志演义》中有些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可在列国史料中寻到故事的雏形。如《演义》卷十九描写诸葛亮巧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实则诸葛亮未摆空城计。有学者以《三国志》及裴注为据,认为三国时期的空城计或准空城计有:街亭失守时,王平所设的空寨计;赵云夺汉中时背汉水的空寨计;陈登在匡奇拒孙策的空城计等(95页)。如果寻其源头,《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就有空城计的雏形。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再如《演义》卷十把黄盖“苦肉计”描写得惊心动魄,而史料仅载黄盖诈降曹操,未载苦肉计之事。但苦肉计的模特儿可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寻得:吴王阖闾要杀力敌万人的庆忌,伍子胥推荐了武士要离。要离为接近庆忌,请求吴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诈以负罪出奔,投靠庆忌,后来刺死了庆忌。《三国志演义》中的苦肉计只是描写得更加纯熟而已。
其它如《三国志演义》描写的先发制人、围师必阙、远交近攻、半济而击、美人计、韬光养晦、增灶减灶等计谋,在列国故事中都有成功的先例。《演义》中描写的假道伐虢、围魏救赵等计谋,本身就表明是借鉴列国故事。至于《演义》涉及的列国掌故,则比比皆是。可见列国故事不仅是《东周列国志》的题材来源,其中不少故事也是《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源头。
冯梦龙虽然指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蹈袭《三国志(演义)》”,活套罗贯中的表现手法,但他辑演的《东周列国志》也留下了不少仿效的痕迹。如在情节构思上,第26回叙述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后,公子絷假扮商人去宋国聘蹇叔,描写耕者庚歌之高雅,蹇叔居处的幽静,又有小童启门而迎,显然是模仿《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而成。第69回“晏平仲巧辩服荆蛮”,描写晏子使楚,楚国君臣预设重重障碍,企图羞辱晏子一番,结果晏子挥洒自如,应答如流,加之冷嘲热讽,反使楚国君臣哭笑不是。这取材于《晏子春秋》,又模仿《三国》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景描写而成。又如第76回描写伍子胥引吴军攻楚之麦城时,见村人牵驴磨麦,驴走磨转,麦屑纷纷而下,伍子胥遂悟出破麦城之计。这种讨谶之法,实为仿效《三国》中关羽罾口川活捉于禁的情节构思。
《东周列国志》中的战争描写也有模仿《三国志演义》的。如第7回在《左传·隐公十一年》提供的素材1基础上,描写郑庄公校场阅兵,树蝥弧大旗,令有能手执大旗步履如常者拜为先锋,赐辂车一辆。明显有模仿《三国志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中众将争夺锦红战袍的痕迹。其它如第87回,描写魏惠王遣人聘孙宾,鬼谷先生叫取黄菊一枝,为卜休咎,并授以锦囊一枚。这自然使人想起《三国》中诸葛亮向赵云等授锦囊妙计的故事描写。《东周列国志》虽然留下了这些模仿的痕迹,但除“锦囊计”和“磨麦计”稍有生硬之嫌外,其余都仿效得较为纯熟,比《列国志传》的模仿提高了很多。
二、史实与虚构
历史演义小说是颇难得到公认的,原因是难以把握其既不与史实相同又不能相违、既是小说又不能过多虚构的辩证关系。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批语中说:“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那么《东周列国志》则是羽翼信史的代表小说。
《三国志演义》的虚实结合,按蒋大器的说法是既“考诸国史”,又“留心损益”,按章学诚的总结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无论是“留心损益”,还是“七实三虚”,都只能是模糊测算而已,是无法作定量分析的。其实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关羽、周瑜、诸葛亮等,其艺术形象与历史原型的距离都是很难能用“三虚”去概括的。略而察之,《三国志演义》的艺术虚构有如下方式:
其一,在史实的基础上展开虚构。如曹操杀吕伯奢、刘备三顾茅庐、关羽单刀会。
其二,为使人物形象鲜明而移花接木。如张飞鞭督邮、关羽斩华雄、孔明草船借箭。
其三,有材料来源(《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和金元时期大量搬演的三国戏)的加工虚构。罗贯中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如王允说貂蝉、云长五关斩将、关羽斩蔡阳、古城聚义、孔明借东风、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四,无材料来源的创新虚构。此类虚构甚多,如桃园结义、关公约三事、诸葛亮舌战群儒、关云长义释曹操、落凤坡箭射庞统、孔明空城计、孔明烧上方谷。
这些虚构几乎都是读者津津乐道的精彩故事,也多与作者“尊刘贬曹抑孙”的政治倾向有关。如小说开篇创造的桃园结义。《三国志·关羽传》仅载:“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而且汉末还未产生异姓兄弟的准血缘圈,没有结义的仪式(第1回)。这一创造,在读者心目中一开始就深深留下了尊刘的意向,后来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刘、关、张三人的悲剧结局都与结义紧密相关。史料中的曹操是误杀吕伯奢一家,而未杀吕伯奢,虽然表现了曹操的多疑,但还情有可原。《演义》中的曹操已经知道是错杀,又在路上杀了吕伯奢,深化了曹操残忍的性格。三顾茅庐,在《三国志》里仅“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平话》中也只是一小段,到《演义》里则成了丰赡华腴的描写,凸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君风范。历史上的诸葛亮长于治国,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在《演义》中几乎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为了表现关羽的忠和义,虚构他投降曹操前有三约,增添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奔刘备,又虚构了古城会和斩蔡阳等情节。小说还特别虚构他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既表现了关羽的义,又渲染了曹操的狼狈不堪,还衬托了诸葛亮的智,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虚构,虽然同他们的历史原生态大相径庭,但从小说艺术角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狄德罗所说:“假使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经过罗贯中的创造,他们成了一个个艺术典型,寄托着作者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观念,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同时,也正因为“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象《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典范性作品,因其虚构易对读者产生混淆史实的现象,而被认为是它的缺点。鲁迅曾总结《演义》的缺点,首先就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其实,被它“闹昏”的远不止王渔洋一人。如清初校勘学家何焯在信中也“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悔”。今人在总结《三国志演义》提供的历史经验时,也有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几万人战胜袁绍七十五万人、刘备的七十五万大军惨败于彝陵作为正反例证,而于《三国志》中所载袁绍只有十万人马、刘备水陆兵约十万、孙权的总兵力却在十万以上无涉。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中国历史小说……几成为一种通俗史学。畴人广坐,津津乐道,支离附会,十九不经试举史文以正告之,反讲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据稗官为政实,而毕生不知其误者。”如果说这些指责多少还有一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东周列国志》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现象。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说:“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蔡元放这段话虽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他所谓“做造”和“实事”(即虚构与史实)基本上找准了两部小说的差别。而可观道人的《新列国志·叙》则概括了冯梦龙的历史小说观: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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