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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戒,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
这篇《叙》比较全面的涉及到小说的取材、倾向和文学加工等方面的问题。基于冯梦龙的创作观,他将《列国志传》中叙事与史无征、详略失宜、身世姓名谬误等一一改正,对有些部分作了大量的补充和润色,同时较多地删除了原书中采撷的民间传说和某些虚构失宜的情节,使《东周列国志》更符合史实,成了羽翼信史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笔者曾细作考察,《东周列国志》每回内容均有或多或少的本事,不少地方几乎是史料的联缀和解释。如第4回叙述“郑伯克段于鄢”,与《左传·隐公元年》所载内容基本相同;第16回叙述齐鲁长勺之战,也与《左传·庄公十年》接近;小说叙述战国七雄之事,也多是《史记》材料的演绎。但是冯梦龙毕竟是通俗文学大家,具有深厚的小说艺术积淀,在大要不违其实的前提下,注意“增添”和“润色”,“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是其它羽翼信史小说所不能比的。如鲍叔牙荐管仲、卫懿公好鹤亡国、百里奚认妻、骊姬乱政、重耳流亡、绝缨会、二桃杀三士、掘墓鞭尸、孙庞斗智、田单火牛阵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
须辨正的是,《东周列国志》也决非蔡元放所谓“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的记事之书。蔡元放强调《东周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是为了把它等同于史传,突出其“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的劝惩目的。事实上冯梦龙往往在史料的基础上或史家提供的线索中展开想象,使故事更加生动,人物更为丰满。郑庄公假命伐宋本是史实,《左传·隐公九年·十年》、《史记·宋世家》均有记载,但史料只是框架,更无周桓王赠黍、周公赠帛、祭足设计之载。小说第6回在简单的史料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郑庄公为报宋国东门之役,接受祭足之谋,朝见周王,然后假称王命加兵于宋。但周桓王怨恨郑伯欺君罔上,特别是两年前侵夺了周室的禾麦,故赠十车黍米,以寓讽意。郑伯本想辞粮不受,恰好周公黑肩私赠彩帛两车,祭足建议将十车黍米用彩帛覆盖,宣扬是周王恩赐宝物,假说奉命伐宋。郑伯依计而行,一路宣扬王命,传播宋公不臣之罪,煞有介事。同时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连取郜、防二城。然后郑伯将郜、防二城交鲁管辖,并与齐、鲁结成军事同盟,既达到了报仇目的,又做了人情,而齐、鲁还蒙在鼓里。小说一荡三迭,栩栩如生的表现了郑庄公的奸雄和祭足的多谋。又如秦晋崤之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仅有20余字的具体记载,小说第45回增加为2000余字的叙述和描写。
但《东周列国志》的这种艺术虚构毕竟太少了,远不如《三国志演义》的丰富多彩。冯梦龙又是在不违背历史大要的原则下,对列国史料进行“润色”、“增添”的,故而不可能塑造出象曹操、诸葛亮、关羽等那样的艺术典型。
三、艺术结构
什么是结构?阿·托尔斯泰说:“这首先就是要确定一个中心,艺术家所注意的中心。艺术家——作家不可能以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激情来对待不同的人物,正如一个艺术家在一幅画面上不能有好几个中心一样。”罗贯中和冯梦龙不同的创作思想以及不同的历史素材,决定了两部小说有无中心的差别,也决定了不同的艺术结构。
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很难概括出罗贯中的创作思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遵从《平话》的爱憎感情,以“尊刘贬曹抑孙”的政治倾向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塑造人物的主导思想。《演义》开卷就虚构桃园结义,定下全书的感情基调,然后让曹操、孙坚次第登场。火烧赤壁的主角本是周瑜、鲁肃、黄盖等代表的孙吴一方,小说却把诸葛亮写成操纵整个战局的角色。三国鼎立之后,《演义》以魏、蜀两方的矛盾斗争为主干,而感情倾斜在刘备一方。由于罗贯中有明确的结构中心,然后围绕中心叙事和描写,所以众多的事件和人物都成了有机的整体,小说结构完整而统一。
《东周列国志》以历史时间为结构线索,借鉴史传编年叙事方法,叙写了五百余年的历史,事件浩繁,人物众多,但有条不紊,脉络分明;全书以五霸迭兴、七雄争霸为重点,显示了作者惨淡经营之功。但与《三国志演义》相比,它缺少一个叙述和描写的中心,前后人物和事件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未能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突出特点是散点透视,象一盘五颜六色的珍珠,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既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又有历史素材本身的客观因素。
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是有感于余邵鱼的“旧志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遂“本诸《左》、《史》,旁及诸书”,“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在文学加工方面,“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结果只是把历史通俗化和艺术化,使普通读者“开卷了然”。本于“信史”的创作原则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意图,冯梦龙不可能象罗贯中那样确定一个中心来结构故事;没有结构中心,就不可能象《三国志演义》那样提纲挈领,抽出主线,提炼故事情节;故而人物和事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变化频繁,给人以散视之感。
两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历史素材本身。首先是时间跨度和人物事件的差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这说明三国题材对作小说的优越条件。而《东周列国志》的题材特征则恰恰相反:
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聱牙。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
《三国志演义》反映的是东汉灵帝至晋武帝统一中国,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虽然风云变幻,群雄逐鹿,但历史的主要线索只有魏、蜀、吴三条,人物事件“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相对说来,罗贯中比较容易确定中心。《东周列国志》则不然,反映的历史长达五百余年,列国纷争,此起彼伏,其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大小事件都远比三国时期错综复杂。冯梦龙既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作为敷演的重点,但也无法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找到主要人物,确定中心事件,所以他大致采用《左传》和《资治通鉴》的编年方法,按时序调整和敷演列国故事,以至于有些较长而又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显得分散而不连续(如齐襄公兄妹淫乱到齐襄公最终被杀的过程,赵氏孤儿的前因后果等)。正如清人李元复在《常谈丛录》中说:“为《列国志》者尤难,盖国多则头绪纷如,难于联贯;又列国时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详,难于敷衍,未免使览者厌倦。”
再有史料及创作基础的原因。两部小说都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最后由作家据史传创作而成,但它们的创作基础和史料本身有很大的差别。《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基础是《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早在宋人“说三分”中就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到元人的平话几乎是往蜀汉一边倒,魏、吴完全成了点缀和陪衬;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同样渲染了蜀汉正统观。罗贯中以刘备一方为中心轴线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征引的史料,不仅体例是单纯的纪传体,而且材料比较集中,又为罗贯中结构故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则不具备这些条件。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疏漏甚多,且全不连贯,更无中心和主线,其史料本身也很不统一。毛宗岗父子在比较两部小说的结构时曾说:
读《三国演义》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各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也。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为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之上。(《读三国志法》)
其实冯梦龙采用的史料远远不止《左传》、《国语》,如把小说所涉的《吴越春秋》、《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燕丹子》、《吕氏春秋》等20余种史料加以综合比较,可谓体例皆备,风格各异。史料原生态的特点,也决定了《东周列国志》段落之间难于贯通,事件和人物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就连蔡元放也不得不承认,“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也却是绝妙小说”,但段落之间则“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东周列国志》在结构上的缺点,很大程度上是由素材本身所决定,不宜过多指责冯梦龙。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比较,使我们明白《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有关的三国史料,还或多或少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尊刘贬曹抑孙”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典型,使《三国志演义》不仅成为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而且成了有机的艺术整体。冯梦龙本于“羽翼信史”的创作观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效仿《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又限于时间跨度的漫长和史料的浩繁博杂,不可能塑造出象《三国志演义》那样的艺术典型,结构也表现出较松散的缺点。但它再现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历史画面,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把“棘目聱牙”的先秦史传通俗化和艺术化,使读者在阅读小说中轻松愉悦地获得历史文化知识,成为“羽翼信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意义和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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