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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西游记》思想内容的时代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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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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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身边的生活，并努力使他们获得快乐，而常常忽略官方的意志和说教。如果我们用传统标准去评价杂剧《西游记》，当然会找出它的许多不足；如果我们从娱乐的角度去欣赏，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妙处。
杂剧《西游记》注重娱乐性的特点，对此后的取经题材作品影响很大。以小说《西游记》来说，胡适早在1923年《“西游记”考证》中就提出其主旨是“玩世主义”。鲁迅也认为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游戏”。〔2〕(P.135)他们都是强烈感受到小说的娱乐特色，才作出如此判断的。而小说的娱乐特色主要是由杂剧奠定的，杂剧之前的取经作品都很少有娱乐色彩。可以说杂剧《西游记》是借玩世主义的艺术手段，曲折地揭示社会的真实，是玩世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强调杂剧《西游记》的娱乐特色，并不是说它就没有思想倾向，相反，在调侃幽默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对宗教色彩的有意淡化；对世俗社会特别是市井细民生活和思想的曲折反映；对理学的嘲讽批判；以及对顽强、勇敢、机智斗争精神的礼赞。
其次是市民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曾列举元杂剧市民意识的表现，〔3〕如在经济思想上认为“贫无本,富无根”；政治思想上不满封建等级制度；道德观上主张讲平等、讲义气；受情婚姻观上歌颂对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主动、积极、执着的向往和追求。其基本特征是平等观念、个性自由与仗义精神。这些内容在杂剧《西游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第十八出采药仙人所唱，便是对贫富无常的慨叹：
斗量珠，树系缣，刑伤为美姝，杀伐因求剑。空有那万贯钱，到底来亡沟堑。财呵，播声名天下嫌。
剧中人物如孙行者、铁扇公主、鬼母，甚至华光，都具有一种桀骜不驯、追求平等的斗争精神。如十九出写铁扇公主“为带酒与王母相争，反却天宫，在此铁鎈山居住”。她唱道：
当日宴蟠桃惹起这场灾祸，西王母道他金能欺风木催槎。当日个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一句多，死也待如何？
剧中还有不少地方表现出市民的趣味和眼光，例如《胖姑演说》这出戏便是市民心态和趣味的典型反映。市民阶层在形成之后，总是习惯于嘲笑农民的“土气”、没见过世面，元曲中脍炙人口的《庄家不识勾栏》等作品是其代表，《胖姑》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从孙行者性格中所具有的行侠仗义及油滑一面，也可以看到他受到市民性格的影响。剧中人物庸俗甚至有些淫亵的语言，同样反映着强烈的市民色彩。
三、反理学，崇人欲的时代精神
元末明初是理学猖獗的时期，朱元璋称帝后，更是极力倡导理学。而杂剧《西游记》却公然与程朱理学唱反调，大胆直率地反映人性的发展和人欲的要求。它继承元杂剧的优秀传统，借宗教背景写人欲之爱，甚至从宗教教义引申出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如第十七出借女王之口唱道：
听得说天地阴阳，自有纲常，人伦上下，不可孤孀。俺这里天生阴地无阳长，你何辜不近好婆娘？
浮屠尽把三纲丧！杂剧《西游记》中，取经队伍中人几乎个个都不受佛教禁欲戒律的影响。孙悟空原来就曾摄金鼎国王女为妻，被压在花果山下，仍念念不忘“女娇姿”；取经路过金鼎国，还自称是“丈人家里”；在女人国，又主动要求代替师傅留下招亲（这些情节在小说中大多移植到了猪八戒身上）。在女人国，他见八戒、沙僧与宫女纠缠，怦然动心，只不过因为凡心一起，头上的铁箍儿紧将起来，“鸡巴一似腌软的黄瓜”，才不得不作罢。后来到火焰山向铁扇公主借扇，他又问山神铁扇公主有没有丈夫，并打诨道：“他肯招我做女婿么？”与铁扇公主刚一见面，他便出言轻薄，肆意调戏。在涉及性欲问题上，他的油滑、刁钻、粗俗更多地带有市井游民的气息，实际是对宗教和理学的强烈冲击。
猪八戒更是色胆包天，他不仅曾变化人形，冒充朱公子骗娶裴海棠，而且出家受戒后还在女人国与宫女风流快活。沙和尚也是一样。即使是唐僧，在女儿国国王热情的追求面前，表现也是软弱无力的，如果不是韦陀护持，他也“几毁法体”。这些都体现出人性、人欲力量的巨大。取经人的禅心未定，实际是佛家禁欲主义在人欲面前无能为力的表现。
许多论者往往责备剧中某些人欲描写“淫亵、下流”，对此应该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分析，不宜一概否定。其实，剧中的这些所谓卑俗之处，正是市民意识以最粗俗、最谐谑、最粗野的方式向宗教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发起的攻击，这种肆无忌惮地亵渎神明、亵渎礼教、亵渎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使人们在粗俗的玩笑中，剥下了宗教的庄严面具和理学的伪善外衣。
人性的发展和张扬，本身就具有二种可能：一种是陷于肉欲，人欲横流，堕落为兽性；一种是加以约束，引向正途，发挥潜能。我以为杂剧属于后者。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的参加取经，正是引向正途，发挥潜能的体现。这也是作者所要阐明的主题之一。
在论述杂剧《西游记》的思想内容时，我们不能不为杨景贤所表现出的进步的妇女观而赞叹。剧中出现的妇女形象，上自女王，下至民女，都具有一种大胆泼辣、自主自立的反封建精神。首先看女人国的故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简单记载了“女儿国”，启发了后代取经作品。《出曜经》卷21记载的女人国故事，其主旨是把“女人国”比喻为人生之苦海，即人的情欲是人生的苦海，人只有抛弃七情六欲才能脱出苦海。《取经诗话》中就写女人国是神佛设下的对唐僧的考验：“要识女王名和姓，便是文殊及普贤”。杨景贤对“女人国”故事进行了根本改造，屏弃其宗教含义，用它来曲折反映现实社会，以荒诞的形式向封建禁欲主义做了深刻的控诉。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身处深闺，不得接触异性，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女人国王虽然尊贵，但仍然长期遭受封建禁欲主义的禁锢，她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求。剧中有一段她自比嫦娥的吟唱，十分感人：
我怕不似嫦娥模样，将一座广寒宫移下五云乡。两般比谕，一样凄凉。嫦娥夜夜孤眠居月窟，我朝朝独自守家邦。……千年只照井泉生，平生不识男儿像。见一幅画来的也情动，见一个泥塑的也心伤。从她对唐僧大胆的求爱誓言，可以体会到勃勃的情欲和对人性本能的炽热追求，实际是在宗教和理学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
你虽奉唐王，不看文章。舜娶娥皇，不告爷娘。后代度量，孟子参详。他父母非良，兄弟参商，告废了人伦大纲，因此上自主张。你非比俗辈儿郎，没来由独锁空房。不从咱除是飞在天上，箭射下来也待成双。你若不肯呵，锁你在冷房子里，枉熬煎得你镜中白发三千丈。成就了一宵恩爱，索强似百世留芳！从女王性格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元末明初思想解放萌芽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蒙古族妇女性格的影响。蒙古妇女表达感情直捷明快、大胆泼辣。如《蒙古源流》中（注：《蒙古源流》产生于明末清初，作者是萨囊彻辰。），写明代蒙古土默特部女首领满都海斯辰夫人，其性格便与这位女王有许多相似之处。杨景贤戏剧中的妇女多受北方民族风气影响，大胆泼辣，直言无忌。后来小说对这些妇女形象加以改造，是用汉族儒家传统加工“规范化”了。杨景贤以孔子“食色性也”等观点，指责佛教“浮屠尽把三纲丧”；谴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用“舜感娶娥皇，不告爷娘”嘲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特别是对孙悟空、唐僧“性死亡”的描写，更具有讽刺意味。他塑造的女王形象具有振聋发聩和催人猛醒的作用。小说中把孙悟空彻底阉割成了“无性人”，无疑是一个倒退。
唐僧的母亲殷氏也是一个生动丰满的女性形象，体现着作者的妇女观。剧中把殷氏与陈光蕊、王安进行了比较描写。王安请来舟子刘洪，吹捧他“至本分”，陈光蕊也夸他“好个梢子”。只有陈夫人看刘洪相貌凶恶，言语谄媚，反对雇他的船。待丈夫执意要雇刘洪，她便转过来笼络安抚刘洪，希望刘洪免生歹心。后来她又严词斥责刘洪的借机调戏。当刘洪凶相毕露，杀死丈夫和王安后，她为了保住腹中胎儿，与刘洪机智周旋，忍辱负重十八年，终于配合儿子为全家报了大仇。这些都表现出殷氏聪明干练、善于外事，是远远超过陈光蕊这位状元丈夫的。更可贵的是，报仇之后，她没有丝毫的“贞节”负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和自豪。杨景贤为她安排的结局是：被封为“楚国夫人”，与丈夫安度晚年。与此相反，小说中的殷氏坚守“从一而终”的封建正统观念，在报仇雪恨之后，羞见父亲殷开山，“就要自缢”；接着在祭江时又要“赴水而死”；最后在一家大小幸福团圆之后，“毕竟从容自尽”。这种多次重复，反复强化封建贞操观的情节安排，显示出作者顽固的封建道德观，比起杂剧来，是一个明显的倒退。
裴海棠是杨景贤创造的又一个性格鲜明的妇女形象。她自幼与朱公子定亲，但裴太公因朱家家道中落，意欲悔婚。海棠反对父亲嫌贫爱富，主动修书给朱公子，约他在花园相会，以至被猪八戒钻了空子。在与情人相会时，她“按不住风流俏胆”，大胆以身相许，与朱郎私奔，并且说：“俺爹便知道呵，也不妨。”作者充分肯定了这种大胆叛逆的行为，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裴太公。孟称舜评点《柳枝集》说：“裴女不想朱郎，也未必遇怪。一语便为世人说法。”（注：转引自《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古今名剧合选》第五册。这段话有不少人引用，但均将句子标点为：“裴女不想朱郎，也未必。遇怪一语，便为世人说法。”致使语意窒碍难通。）为世人说什么法？显然是指责裴太公嫌贫爱富，这才导致女儿私奔，被妖怪欺骗。孟称舜可谓是杨景贤的知音。
与杂剧《西游记》几乎同时形成的《水浒传》，评论者早就指出其中的妇女形象几乎都是按照封建正统道德标准塑造的。杂剧《西游记》与之相比，明显具有进步性，杨景贤的妇女观是站在时代前列的。
四、歌颂为追求理想而顽强奋斗的坚韧精神
杂剧《西游记》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歌颂为追求理想而顽强奋斗的坚韧精神。剧中唐僧的形象，更多保持了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格。作者热情赞扬他不怕危难，只身西行的胆识和勇气。第五出极写为他送行的隆重，浓笔渲染行色的壮伟，甚至用唐朝开国功臣来反衬唐僧西行的气概与勇敢。第二十三出，返回东土，众仙相送，是英雄式的凯旋大典。这都是对唐僧坚韧不拔，为追求理想而毫无畏惧精神的礼赞。前后呼应，隐然称赞他是一位人神共仰的英雄。作者在第二十三出借神佛之口说：
西天西如来亲送，中国中和尚才行，南海南菩萨来将。虽然一番受苦，也能勾百世流芳。实际是教育人们，要作成一件事，必须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艰苦奋斗，才能取得成功。
剧中孙悟空形象，一改《取经诗后》中文质彬彬的“白衣秀士”面貌，变成一个勇敢、机智、灵活、狡黠而又野性未改的英雄。他的叛逆精神、坚持斗争的勇气、嫉恶如仇的性格，都为小说奠定了基础。杂剧《西游记》通过奇瑰丰富的幻想，通过孙行者、猪八戒、女王、裴海棠等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崇尚自然、张扬人性的倾向，的确有一种明中后期李贽“童心说”先驱的味道。孙行者所具有的狂傲美特色，便是“童心”、“真心”的生动体现，为此后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
总之，杂剧《西游记》充分反映了元末明初东南沿海社会和思想的变化，是具有市民意识和个性解放、心灵自由要求的。这种思想，开了明中后期思想解放潮流的先河，也对小说《西游记》给予了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建华.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J]复旦学报,1988,(1):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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