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创新。这种创新与进取使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敢改革行动，那么变法也就不可能实现。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等客观原因，司马迁对春秋以前的改革活动记载得不多。尽管如此，他也不敢淹没这些改革者的事迹，有云必述。如《夏本纪》记述了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改革治水方法，是一个极具开拓创新精神的英雄形象。《五帝本纪》记述后稷始播百谷，开始农业生产，并发明种植水稻。《周本纪》记述了古公亶父筑城郭居室，变游牧迁徙为定居务农等事迹。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勇于探索、大胆改革的历史人物。首先走上改革舞台，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
战国时代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首先是魏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悝（又称李克）、吴起、西门豹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在《魏世家》中记述了西门豹治邺“河内称治”，又重用李悝，创立“平籴法”，编制出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的事迹。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了吴起的变法改革运动，使楚国民富国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一跃而成为南方强国。在《商君列传》中，司马迁详细地记述了商鞅变法的内容和经过，称赞他的才能，歌颂他的改革进取精神，对他的不幸遭遇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商鞅变法的结果，司马迁称赞道：“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8](P2231) 又在《范雎蔡泽列传》中评价商君、吴起等人的改革说：“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二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邛，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擒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楚）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馋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富贵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9](P2420) 司马迁称他们的改革行为是“以义死难”，赞他们的改革精神为“视死如归”，肯定改革是一种义举，“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他们为改革而献身是“死而荣”，远比“生而辱”高尚得多。
再次，在《赵世家》中，司马迁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军事和民俗的改革事迹，对他的改革图强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尤其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尽管他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对他的改革图强、开拓进取精神则予以热烈的颂扬。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10](P686) 他认为不能因为秦的多暴，朝代短暂，就否定秦统一六国的进步意义和秦始皇顺从时变而进行的改革。秦始皇以雄才大略，“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11](P280) 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四百余年的割据混乱局面，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历史功绩。统一中国后，他又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皇帝之下设立宰相和九卿，使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互不统摄而又互相制约，这是一项政治上的伟大创造。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需要，他又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修筑公路，开凿渠道，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史记》的“本纪”叙述了从黄帝到武帝在国家民族的统一过程中，那些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历代帝王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追求一统的民族精神。“世家”就在于将诸侯王奋发创业纳入华夏民族奋斗史的总体构思中，突出华夏民族一统的重大主题，而“列传”则是华夏士林的丰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本来就形成于春秋战国士林阶层探讨统一的过程之中，司马迁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些华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揭示了这个英雄群体勇于进取、永不停息的内心世界，弘扬了这些英雄群体所体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书能在这样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奋斗史，发掘出中华民族刚健奋发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堪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民族精神的渊薮。
三、《史记》民族精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文化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社会开放精神、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仁政德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三千多年来之所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思想与文化精神，与其体现的被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所广泛认同的、并富有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将《史记》放在中国历史文化辽远背景之下考察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将有助于对这部不朽巨著深层文化意蕴的触及与把握。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能够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代表我们这个民族最本质特征的、推动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是民族之“根”与民族之“魂”。民族精神代表整个民族的性格，体现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概念，既不是单个个体意识或个体精神的集合，也不是多数人的观念集合。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整体性意义。它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与延续性，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统一而持久的精神面貌，这正是一个民族能够维系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士林探讨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记录这一统一过程、形成与积淀民族精神的正是《史记》这一不朽的文化巨著。因此，我们要发扬与弘扬民族精神，就不能不对《史记》进行解读，要把古代语言中的意义变为现代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财富，仅靠文字翻译是不行的，还必须运用批判理性，进行结构性的分析，把代表民族精神的意义从原来的意义结构中分离出来，实行新的转换。只有这种转换才能将民族精神从历史的语言中，从人们凭吊的对象中，变为时代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力量。纵观人类发展史，有无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不但能够拓宽《史记》的研究领域，挖掘其新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强当代中国的精神凝聚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统一，实现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桐生．《史记》与民族文化精神[A].袁仲一．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司马迁．史记·田单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贾谊．过秦论[A].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