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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王国维将诗人分成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并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这种结论否定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脱离了现实。其二,王国维只是泛泛地谈一般的“境界”,而对此种艺术境界的特点则语焉不详。其三,王国维对南宋词存在艺术偏见,对姜夔、方回、周密、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词作评价欠当,有时还出现自相矛盾之处。
20 世纪对《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评价过高,有些脱离实际,甚至有论者将此书誉为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将“境界”说成是王国维的个人独创,事实上并非如此,香港学者饶宗颐在20 世纪50 年代发表的《人间词话平议》(香港《人生杂志》1955 年8 月、9 月连载) 一文就明确指出,司空图、苦瓜和尚、鹿乾岳、王渔洋、袁随园、刘体仁、江顺诒、陈廷焯、况周颐等都用过境、境界或意境等语论诗论词, “境界”并非王国维首创。饶氏还对王国维的所谓“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评词重北宋轻南宋的做法提出非议。此后,黄维木梁也以客观的态度为“境界”说研究过热的现象“降温”。他认为,对“境界”说,前人多有论述,静安沿用古人理论而已,即使以清末民初那时代的观点来看,也没有什么创见。“境界”说整个批评理论既不够圆通和实用,更谈不上体系的精宏。在实际批评方面, 《人间词话》用的是中国传统诗话词话那套印象式手法。此书虽有若干可取之处,但不必过于抬举它[54 ] 。黄氏的观点显示了处身于20 世纪末的一代学人对学术史的冷静的思考,显示出他们敢于反对传统、注重实际的精神,其观点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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