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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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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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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其结论是：“‘余味’实质上是情；从创作过程说，它是心物交感和捕捉、组织意象的产物；从作品的表现说，它主要产生于虚处，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x]“味”在《文心雕龙》中计有17例，其间语境差异颇大，语义自然有所不同。肖先生只取《物色》篇为准依，其思理失之过疏，其结论失之片面。“味”在古典文论中用义极广，非此处所能厘清，本文想强调的是，“味”不仅有司空图所倡导的含蓄空灵之“味”，也有寄托质实之“味”，不仅可以言情，也可以言理。《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文心雕龙·宗经》称儒经“余味日新”，《体性》称扬雄作品“志隐而味深”，《史传》称班固《汉书》“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都不能说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隐秀》篇的“余味”当指寓意。[xi]
论析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刘勰《隐秀》篇的“隐”论既是对《易》学寓言式表意模式的演绎，也是对汉代经学家以“美刺讽谏”说论《诗》之“比兴”的批评理论的总结；也就是说《隐秀》篇的“隐”论是以《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为话语前提，是对《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的集中与融合。三种“隐”论都属于寓言诗学范式。[xii]
二、“秀”义重解
下面考察“秀”。
要辨析“秀”的诗学内涵，首先要辨明“秀”与“隐”的关系。过去“龙学”界受张戒引文影响，形成了“隐秀”论即诗歌的“意蕴——形象”论的理解定势，于是“隐”与“秀”的关系成了被表现与表现的关系，在诗学内涵的分析中，两个概念再也无法分开。但是本文以为，“隐”“秀”并非一体之两面，应是互为对照的两种诗歌文本形态。根据之一，《隐秀》篇与《比兴》篇、《风骨》篇、《情采》篇一样，都不过是根据相反相对的关系把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并列于一篇，以形成内涵上的比照，譬如“比显”与“兴隐”、“风清”与“骨峻”、“情真”与“采滥”等。根据之二，不少持“隐”“秀”关系为“意蕴——形象”论者往往以《隐秀》篇篇首的一句话为依据，而实际上是误解了这句话。此句原文如下：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
王锺陵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隐为源奥、盛根，秀为支派、峻颖；隐是秀的本源，秀是隐的体现；隐是体，秀是用。‘隐秀’这一概念正是玄学体用之说的美学化，亦正是玄学自然之道的具象化。”[xiii]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展开了对“隐秀”内涵的论述：“‘秀’和‘隐’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隐待秀以明，另一方面秀依隐而深；秀是隐的发抒和表现，而隐是秀的宗旨和归宿。”[xiv]王先生的理解在国内“龙学”界很有代表性。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虽然在解读“隐”与“秀”的关系时表现出某种难得的审慎和犹疑，可是一旦转向这句话，其理解与傅庚生先生却如出一辙：“我们无法肯定，‘隐’和‘秀’代表两种不同文本的不同写作，还是同一文本的两个缺一不可的不同方面（如果是后者，我们仍不能肯定它们是同时的还是一前一后的）。有时候刘勰似乎想指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可是，开头这一段强烈表明了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有机关系，它们出现在同一文本：根深所以花秀，秀花是深根的明证。”[xv]可能是语言的隔阂防碍了宇文先生对这句话语意的细察，其实如果能摆脱“根情苗言”之类的比喻所造成的理解定式，仔细分析这句话的中的几个喻依之间以及喻依与喻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句话应该能帮助宇文先生对“隐”“秀”关系作出第一种理解，即“隐”“秀”代表了两种不同文本的不同写作。王锺陵与宇文所安两位先生的理解可示意如下：
源 派
根 颖
隐 秀
这种类比不仅未顾及《隐秀》全篇，甚至未顾及全句。这句话实际上有两层比喻，应该分两层解释。第一层以“源奥”和“根盛”比喻“心术之动远”和“文情之变深”，而“派生”与“颖峻”的喻旨尚未点明；第二层中“文之英蕤”是将前面的“派生”与“颖峻”两个喻依合而为一，共同比喻“隐”“秀”。“英蕤”本指花叶繁盛，这里是精华的意思。也就是说，“隐”和“秀”都是文章的“英蕤”，都是文章中的精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精华。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说，“隐”和“秀”乃是文章的精华，好像深远的源头导出的不竭的流水，又像壮盛的树根生出的繁华的枝叶，而这个“深远的源头”和“壮盛的树根”就是深远的“心术”和“文情”。要完整、准确地把握这句话的意思，不可将第三、第四、第六三个分句单独拈出来配对，而必须注意一、二两个分句与后面比喻的关系，尤其要重视分句五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示意如下：
心术之动远 源奥 派生 隐
文之英蕤
文情之变深 根盛 颖峻 秀
可见，《隐秀》篇的第一句话是对“隐”与“秀”的合训，接着第二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转为对“隐”“秀”分训，此后第三句“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又合训“隐”“秀”为“旧章之懿绩”与“才情之嘉会”，正好与第一句构成呼应。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分析下去，宇文所安先生也许可以对《隐秀》篇作出更切合本义的解读，从而打破学界的流行见解。但由于误读一句，他重新陷入陈见之中。傅庚生先生的一段话表明他是明白这个比喻句的思理的。他说：“‘源奥而派生’的自然以‘复意为工’，‘根盛而颖峻’的自然以‘卓绝为巧’；要紧的是‘秀’本有‘根’，‘隐’也有‘源’。抛却情思之本，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xvi]傅先生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没有将“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两句中的前后两个喻依分别切开以与“隐”“秀”相对，但是仍嫌牵强的是他又把“源奥而派生”与“隐”对，把“根盛而颖峻”与“秀”对。
论者既不是着意要通过改变对这句话的诠解而曲解《隐秀》全篇，也不是要有意顺从全篇而曲解此句。本文只是本着尊重原文，尊重原意的态度，希望对“隐”与“秀”的关系有一个自然的、圆通的理解。酌其本义，“隐”与“秀”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形态——持“隐秀”论为风格论者[xvii]至少在这一点上比“意蕴——形象”论者正确。“意蕴——形象”论者本以为跟修辞论者[xviii]相比丰富了“隐”“秀”的诗学内涵，实际结果正相反，因为无论是“隐篇”还是“秀句”都有自身的“意蕴”和“形象”，都是“意蕴”与“形象”的统一体。简化的结果使得两种相互独立的文本形态变成相互依赖的两个文本要素。
上文已经阐明，《隐秀》篇之“隐”论是刘勰对寓言文本诗学特征的描述；那么，与“隐”并列对待的“秀”又是何种性质的文本特征呢？它有哪些具体的诗学内涵？刘勰为何将“秀”与“隐”同列一篇？“隐”“秀”之间有何联系？
刘勰对“隐”与“秀”有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区分，即“隐”为篇而“秀”在句。所谓“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谓“隐”乃“文外之重旨”，谓“秀”乃“篇中之独拔”，都包含着这种区分；而且《隐秀》篇尚存的唯一的“秀”例正是一个诗句。仅以此论，我们即已不宜将“秀”扩展为与整首诗歌内容情感相对的表层形象。“秀句”应该是对“秀”的最基本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论关于“秀”的其他问题。根据《隐秀》残篇，“秀”的诗学特征可以总结如下：第一，“秀”是“秀句”，而不是整篇；第二，“秀”是“篇中独拔”，是一篇之中独特的、出类拔萃的诗句；第三，“秀”以“卓绝为巧”，追求不同寻常的修辞效果；第四，“秀”句的产生应该是“自然会妙”，而非“雕削取巧”。由《隐秀》篇所举一例“秀句”入手，并结合当时的诗坛风气，可以对“秀”的诗学内涵获得更加精细的认识。其云：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这是晋人王赞《杂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夕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南朝人对这首诗尤其是首句嘉评甚多。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xix]钟嵘《诗品》云：“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xx]显然也是以此诗此句为王赞最好的诗作。这句诗究竟好在哪里，钟嵘没有明说，沈约认为是“直举胸情，非傍诗史”，也就是说这首诗具有感情真挚、自然率真、不事雕琢、不堆砌典故的特点。但是沈约的点评针对的是全诗，若特言“朔风”一句，则未尽其妙。“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一句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于其写景处即是其言情处：朔风、秋草、边马，几个具有强烈节候地域特征的景物，组成一幅典型的边地秋色的场景，渲染出浓郁的荒寒凄凉的氛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读者身心内外自然而然地包融其中。若将此句置于全诗就会发现，“直举胸情”并不仅是这一句的艺术特征，这一句之所以被刘勰目之为“秀”，还因为它以眼前景写心中情，景在目前而情余言外，而这是这首诗中的其它诗句所不具备的抒情特色。诗中与此句差可相似的还有“夕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一句，但是它不仅在以景含情上不及首句，而且明显是对《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不太成功的模仿。
《隐秀》篇论“秀”并非特创，而是当时文坛流风的反映，“摘句”品诗的记载时见当时典籍。《世说新语·文学》曾载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又载王孝伯“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最佳”。《诗品》评谢眺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评谢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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