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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儒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毛序》传承的逻辑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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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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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以礼自防”是相通的。对于这首诗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汉儒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关雎》，《论语·八佾》说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说：“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里明显是在套用孔子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汉儒说诗是严格遵守孔子说诗的基本原则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汉儒的说诗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有自己自觉恪守的标准的。但是《论语》所载关于具体《诗经》作品的论述实在太少，而《左传》、《国语》等书所记载的孔子引诗又不可信从，所以从孔子到汉儒的说诗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实难索解。然而近年来的考古成就却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一书有关文章将竹书中大量关于《诗经》作品的论述定名为《孔子诗论》，并确定竹书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中叶，这就为我们考察孔子对具体《诗经》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整理出的释文看，《孔子诗论》涉及《诗经》具体作品的论述有五十余条，其言说方式与《诗序》接近，都是用简洁的语句概括诗旨。据此江林昌在《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竹简《诗论》的基本观点大多为《毛诗》序所继承，竹简《诗论》很可能是学术史上所传说的子夏《诗》序，是目前所知的《毛诗》序的最早祖本；其二、《毛诗》序很可能传自子夏，汉魏学者学者如陆玑、徐整所说的《诗》序的承传由子夏而李克、而荀子、而毛公的几代人的师徒世系是有根据的，《毛诗》序的初创权应归于子夏，而荀子、毛亨、毛苌等人则作了润色加工，甚至于编排调整的的工作；其三、所谓“卫宏受学于谢曼卿作大小《诗》序”、 “国史作《诗》序”、“村野妄人作《诗》序”、“诗人自作《诗》序”等等不同说法，均因竹简子夏《诗论》的出现而失去了依据。鉴于以上认识，我们建议将竹简《诗论》改称为“竹简子夏《诗序》”[v]。
这几条结论大体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篇《诗论》可能是子夏根据孔子的讲授整理成文的，所以称为《孔子诗论》亦无不可。但是如果据此而否定卫宏作《诗序》，则有失武断，因为现存《毛诗序》与《孔子诗论》的区别依然很大，换言之，汉儒在先秦诗学的基础上依然作了许多工作。下面我们就根据《诗论》所言，再参照孟子、荀子说诗、引诗来考察一下汉儒的《诗序》究竟做了哪些的工作。
《诗论》：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vi]
《诗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按《诗论》“得氏初之诗”的“氏”字，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读为“是”[vii]。这里只是说这首诗说明了人有“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的本性：葛之所以见之于诗歌之中，是因为其枝叶之“萋萋”；后稷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他的后裔文王、武王的美好品德。因诗中所言乃妇人归宁之事，所以是“反其本”。《诗序》则具体到关于后妃的品德。今人则大多以为此诗为归宁父母的贵族妇人的自咏之作。《诗论》与《诗序》相同的地方是都试图从道德的角度解释，但前者并无一语言及“后妃”，可知《诗序》的“独创性”是很大的。
《诗论》：
“……《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
《诗序》：
“《雨无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
“《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二者大的意旨完全相同，只是《诗论》不明言所指，《诗序》则指出是刺幽王。《郑笺》又不同于《诗序》，以为是刺厉王。这就说明《序》与《笺》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根据史实猜度而已。
《诗论》：
“《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
《诗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
二者的区别依然是一是概述诗义，一是言其确指。
《诗论》：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
“《汉广》，德之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
观《诗论》之说诗皆依据诗之文本义略作发挥，绝无史实的附会。《诗序》则具体得多了。那么，从《诗序》与《诗论》的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第一、在孔子和子夏那里，对于《诗经》作品的确切所指是不明确的。他们只是根据诗的字面义尽量用道德的、政治的眼光来说诗。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些旁证。《孟子·公孙丑上》云：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则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这里孟子所引之诗出于《豳风·鸱鸮》，此诗古人皆以为是周公写给成王的。盖因《周书·金滕》明确记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然而看孟子所引孔子之论，却是明显不知道此诗的作者为谁。孔子是研究、传承《诗》、《书》的专家，他何以竟会不知道《金滕》的这段记载呢？如果我们确信孟子的引证不会有误的话，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即孔子的时代或者《尚书》根本没有《金滕》之篇，或者有此篇而无关于《鸱鸮》的记载——这记载是孔子之后的儒者加进去的。如此说成立，则孔子关于《鸱鸮》的言说也同样是根据文本义而做出的发挥。又《告子上》云：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此处所引之诗出于《大雅·烝民》。《诗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言之凿凿，似乎有绝对把握。但是看这里引孔子之言，显然同样不知道此诗是何人所作，只是根据诗的文本义予以评说的。又《荀子·宥坐》：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有来乎？”
此处所引诗句出于《邶风·雄雉》。《诗序》云：“《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今人则多以为是：“此疑官吏被放逐，其妻念之，而作是诗”[viii]关于所引孔子之言，杨倞注云：“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来者，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归向，虽道远能无来乎？”这种解释显然是受了《诗序》的影响，可以说是不通的。俞樾认为“伊”是语词，“稽首”应该为“同道”的假借字，故此句意为“道苟同则虽远而亦来”[ix]。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孔子说诗的特点。显而易见，孔子的解释肯定与诗歌文本义相去甚远：诗中说道路遥远，不知所思念之人何时能回来，情意是很真挚而强烈的，并没有什么“道同”与否的问题。但是孔子显然也并不认为此诗乃是为刺卫宣公淫乱而作的，否则也就不会说什么“虽远而亦来”这样无的放失的话了。孔子只是依据诗中“道远”这样的词语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借题发挥而已。这与《论语》所记载的孔子和子夏谈论“绘事后素”而及于“礼后乎”是一样的情形。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尽管孔子在说诗时极力用儒家道德政治的观点去曲解诗旨，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诗的文本义而任意附会。这与汉儒的做法是有很大差异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子夏等先秦儒家用政治、道德的观点说诗是完全出于他们建构儒家话语系统的目的，还是有某些历史的依据，例如《诗经》作品在某个时期的确具有政治或道德的特殊功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准备在另外的地方专门探讨，这里暂不展开了。
第二、汉儒说诗必有所本。事实上，《孔子诗论》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汉儒说诗的渊源所在。据史籍记载，汉初的今文的三家诗与古文的毛诗都有师承，并没有哪家是某人自纂出来的。对于这种师承过去人们常常将信将疑，以为有可能是汉儒为了夸耀自己一派的学术，以便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而编造的。以往我们只看到《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典籍中的引诗与为数不多的说诗，难以断定汉儒说诗是如何在其基础上发展的。今看《孔子诗论》，我们就清晰地知道了，原来儒家从孔子、子夏的时候开始，在《诗经》的传授过程就是用类似《诗序》的形式用一两句简洁扼要的语句来概括每首诗的主旨的。而且先秦的儒家早已经将说诗的基本路向牢牢确定在政治、道德的框架之中了——无论诗的文本义如何，都要“发掘”出它所隐含的政治、道德的意义来。在这一点上汉儒是严格遵循先师们的路子行进的。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汉儒说诗必然有所本，并非向壁臆造的。即便史籍记载的诸家师承的线索可能有错误之处，但是对于师承本身是不应该再怀疑了。但是有些学者因此而认为《毛序》完全是对先秦诗学的继承，那又失之偏颇了。
第三、汉儒说诗的确有附会史实之嫌。通过比较《孔子诗论》与《毛诗序》我们不难看出，先秦儒家留给汉儒可资参考的说诗资料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从文本义来看是关于男女情爱的风诗，孔子、子夏等先秦儒家只是作了初步的价值赋予工作——指出其具有政治、道德方面的意义，并没有落实其所言何事、所指何人。汉儒的《诗序》则一一指实其为某人某事所作。因此，汉儒说诗固然有所本，并非凭空杜撰，但是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很大的。
三
关于汉儒说诗的“创造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来做一些证明。除了上述《诗论》与《诗序》的比较之外，可以证明汉儒说诗有“创造性”发挥的最有力证据是“四家诗”均言之凿凿却又各有异词。现根据近人何定生先生《诗经今论》一书所辑三家诗题解举数例如下：
关于《关雎》
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刘向《列女传》）（鲁诗）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惑之。（《春秋说题词》，《太平御览·学部三引》）（齐诗）
《关雎》，后妃之德也，……（《毛诗序》）（毛诗）
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明帝纪》）（韩诗）
关于《葛覃》
《葛覃》恐其失时。（蔡邕《协和婚赋》）（鲁诗）
《葛覃》，大夫妻归宁。（何休《公羊传解诂》）（齐诗）
《葛覃》，后妃之本也。（《毛诗序》）（毛诗）
关于《黍离》
卫宣公子寿悯其兄伋而作。（《新序·节士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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