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联系，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是不是有开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伟大的人物？如果有的话，他们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是否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p113）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机遇。现实也总是给现实的人提供机遇。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如在汉代，北方的匈奴不断如侵，杀虏边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汉高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文景之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和无数士兵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乱，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一大功绩。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肯定和颂扬了打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是大体不错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魄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获得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赞颂，也过分“拔高”，特别在开篇的歌词中竟然唱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样的鼓吹和赞颂，对封建帝王的汉武帝是合适的吗？特别是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炼仙丹，喜方士，那种吹嘘谄媚之词，是汉武帝能够承受得起吗？汉武帝的伟大，仍然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伟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没有改变，过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离马克思所说的“最现代的思想”很远很远。这种过分夸大帝王作用的描写是一种帝王崇拜，与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时间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三 评价帝王的三要点

         在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帝王常常是人物描写的中心，成为作者们极为热衷的事情。《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成吉思汗》、《汉武大帝》等等影响很大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都以帝王作为主角来展开艺术描写。这里当然不应设什么禁区。问题在于怎样写才是成功的。我认为，在写帝王的时候，不但要看他们所写的历史是否可信，不但要看艺术表现是否栩栩如生，更重要还要看它们对于作为作品的主角的封建帝王的评价是否准确和正确。

        那么，我们在描写那些有作为的帝王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的作者们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谁成为帝王，是封建内部斗争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恩格斯曾经说过：“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1］（p733）同样的道理，像汉代的汉武帝出现，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时期，匈奴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帝王出来平定匈奴之乱。如果没有刘彻，“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那种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故意渲染某个帝王出生时就不同凡响，有什么天人感应的现象发生，连孩子哭声都不同凡人，似乎他真是上天派下来专为解决某个历史难题的人物。这样一些描写，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伪艺术伎俩。

        第二，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呢，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帝王总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现实是否是必然的合理的呢？即是否合符历史潮流？如果现实是必然的合理的，你肯定这个现实，拥抱这个现实，那么你是对的。但是如果历史潮流已经向前发展了，那么就显示出原有的现实的不合理，必须加以调整或推翻。我们的作者不应该总是守住黑格尔的那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应该听一听马克思的话：“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王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4］（p169）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听一听恩格斯的话：“法国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替代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p215-216）如果我们听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那么他们的思想是清楚的：一定阶段的社会现实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应该加以赞扬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原有的现实可能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那就要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加以取代。对于帝王及其行为的评价，就应该用这样的观点加以衡量。

        例如同样是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帝王，也有一个是生活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还是衰落时期的问题，我们对于他们作为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这种区分。

        还是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为例。这部电视剧的主要人物汉景帝和汉武帝，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电视剧的主要内容写了汉景帝平定内部的七国之乱，建立汉代中央集权，汉武帝讨伐匈奴的胜利，扩充了疆土，就应该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加以考量。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籍，做了皇帝，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汉高祖在立国以后，留下了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诸侯王割据，汉朝廷直接统辖仅有十五郡，其他地方由诸侯王统辖。当时这样做，对于汉高祖来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不分封，大家不能齐心合击项籍，不能齐心推他为皇帝。但分封之后的局面与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十分相似，国家未能统一起来，也时时威胁汉王朝的稳定。另一个是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汉高祖也曾率三十二万军队进驻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东），准备袭击匈奴。被匈奴冒顿率40万骑兵围困平城七日，汉高祖不战自退。从此匈奴更加强大，经常入寇西汉王朝西北部边境，汉朝只能忍辱退让，以和亲政策求得暂时的和平。但历史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割据问题进一步激化，公元前154年发生了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诸侯王联合反叛，形成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奋起应战，运筹帷幄，派智谋过人的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了诸国。此后皇子受封为侯，只征收税租，不再管理政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结束了诸侯割据制度，符合历史潮流，也加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这应该说是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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