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来说，就不能与汉景帝、汉武帝同日而语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所写的“康雍乾盛世”处于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那年离标志着中国衰落的1848年鸦片战争只有44年，离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不但处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这个衰老的躯体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对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其后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明知“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末世的‘繁荣’，是即将开败的花，是即将枯萎的树，是黄昏时刻的落日，是远去的帆影，但作者还是不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它，而用众多的艺术手段去歌颂“康、雍、乾”诸大帝，如称颂康熙的溢美之词是：“面对冰刀血剑风雨”，“踏遍万里山河”，“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夜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说他“还想再活五百年”。吹嘘雍正则是什么“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作者们真的把他们的统治描写成“盛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推销最腐败的专制帝王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国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了资本主义的幼芽，特别是到了晚明时期，资本的流通和市民社会也初步形成，特别是出现了泰州学派，出现了李贽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学者，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不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有可能自然破土而出。这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呢，还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长达134年的统治，虽然社会是基本安定了，生产也得到恢复，但他们把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朝庭的全部政务，包括行政、任免、立法、审判、刑罚等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皇帝钦定。特别是以儒家思想僵硬地钳制着人们，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狱，一朝比一朝严厉。乾隆朝文字狱竟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狱被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等，层出不穷。整个知识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一扼杀思想自由的行为，最为严重，他直接导致了国民奴性的形成，也直接导致朝庭眼光狭隘、闭关锁国、蔑视科学、重农轻商等。可以说在康雍乾三朝已经埋下了晚请社会落后、国力孱弱、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幸得很，正当我们为17、18世纪康雍乾盛世而自满自骄自傲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历史大趋势和总趋势坐标中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他们的统治并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然，帝王系列小说并没有从这种宏阔的眼光来认识这段历史，虽然二月河也把它称为“落霞三部曲”，但写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种点缀，而歌颂他们殚思竭虑为百姓谋利益，不畏艰险为中国谋富强，千方百计为国家除腐败等则成为主调。这是在歌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腐朽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可以接受的。［5］

        第三，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现在描写帝王形象的历史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总是按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来评价，这种量化的评价必然会把帝王形象简单化，不可能把帝王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充分展现出来。有的作者总是把全部兴趣放在这些帝王所谓的建功立业上面，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不满和他们的斗争，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没有成为对照的背景。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存在这个问题。编导者只关心表现他的“雄才大略”这一面，而没有展现他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当时的农民起义也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作者们只关注他性格中坚强的一面，没有强调他性格中残酷的一面；只强调他大败匈奴的战功，而穷兵黩武的一面则完全被忽略了……。

        历史就是历史，表现汉武帝，要尊重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汉武帝不完全是他本人，他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生涯，都是复杂的。早年的汉武帝意气风发，雄心不已；晚年他权力独揽，但他的悲哀是连个亲人都没有。最后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他实际也成了孤家寡人。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各种迷信的骗子出入朝廷，搅扰朝政。晚年更是刚愎自用，性情古怪，朝令夕改，深不可测，太子被迫自杀，卫夫人也被迫自杀，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谁就会感到大祸临头，甚至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汉武帝下“罪己诏”时，罪恶已经铸成，已经无法挽回。他为了支持对匈奴的战争，需要经费，不能不巧取豪夺。于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税租，口钱二十改为二十三，七岁起算改为三岁起算，结果，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贫困破产。在汉武帝统治下，“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这是汉武帝自己没有想到的。

        汉武帝完全是个悖论式的悲剧人物，可以说，他是一个普通人，有人性人情，但又是一个政治家，擅权专断，不讲道理；他是一个明君，深知自己的责任，但又是一个暴君，杀人如麻；他权力大无边，臣民们都围着她转，但他又是孤家寡人；他是一个情种，他钟情于女人，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可他又是一个无情的人，顷刻之间，见异思迁，移情别恋，而且说杀就杀；他是一个硬汉子，杀发决断，敢作敢为，但又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害怕他做的事情有可能失败……这样的复杂的人物性格，不是“三七开”、“四六开”的定量分析可以表现出来的。应该充分展现他的多面性格，展现他内心的痛苦，展现他最后的又胜利又失败的悲剧悖论……可惜得很，目前我们所见到电视连续剧恰恰停留在这种“三七开”的定量分析中，因而无法展示特定时期帝王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参见童庆炳. 历史题材创作三向度［J］. 文学评论，2004（3）.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