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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人文精神

时间:2009-8-8 16:57:24  来源:不详
美本质的历史性选择,他们已经不太能理解那样一个充满了幽默喜剧色彩的黑旋风了,《水浒传》里的那个黑大汉怎么又斗鸡,又上台演戏,还乔装教书,甚至弄什么“风月”和“诗酒”呢?明朝的文化视野比起元朝来,实在是狭隘多了,小器多了,浪子风流的真气质真精神丧失了不少。
  同时不要忘记,不管出于何种复杂的原因,元代统治阶层允许了这种抗争情绪的存在弥漫,允许了剧作家们的各种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也是元代文人得以创造出辉煌的新艺术新文化,构筑出新的时代精神的前提条件。至于元散曲,直接表现斗士襟怀的作品比较少,最典型的是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套曲子以汉高祖刘邦为讽刺对象,脱下皇帝的新衣,对皇帝如此嘲弄调侃,而且是那么一个成功出色的皇帝,也是只有元代才可能出现的,说明元代人的开放幽默,精神放松,没什么顾虑,充满了消解神圣、粪土权威的逆反精神。当时这是一次诗会,好多人共同写汉高祖还乡这个题目,因为睢景臣写得最好,所以这一套散曲得以流传下来。从这一点,也可见当时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文人,都没有把嘲弄皇帝当作一件多么犯忌讳的事。那个时代的文化环境是宽容的。与此相对照,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就触目惊心了。明朝的高启因为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而被腰斩于市,清朝文人写“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的诗句就被认为是讥刺清朝而招祸。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纸上发表了“闲话皇帝”的杂文,就引来日本人的抗议,说是影射了日本天皇,结果查封了报馆,逮捕了编辑,这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装么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著,一样妆梳。
  〈三〉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元曲这种新文化新艺术,元曲所表现的人文精神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简单一点说,有以下几点是很有启发意味的:
  第一是通俗文艺的觉醒。我们知道中国文学从魏晋六朝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鲁迅和朱自清等都有过精彩的论述。这是大家公认的文学史常识。那么我们应该说,元代是通俗文艺开始自觉,普通人开始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魏晋六朝是国家四分五裂,充满了杀伐屠戮的黑暗时代,那时候的文人几乎朝不保夕,排着队上断头台,可是我们津津乐道魏晋风度和六朝风流。那么元朝是一个历史上空前大一统而国力强盛的朝代,元朝文人创造出元曲为代表的新文艺新文化,产生了新型的浪子风流,隐逸风流,斗士风流,为什么我们却对它视而不见评价不高呢?魏晋六朝时士族垄断仕途,搞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难道就比元朝的一度废除科举考试好吗?其实元朝倒是有不少普通文人被元朝统治者征辟为官呢。为什么我们对元朝就评价这么苛刻?
  显然是两个问题作怪,一个是汉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因为元朝坐在龙椅上的不是汉族人,另一个就是对元曲的通俗文学印迹看不惯。元曲之后,就是明清两代的通俗小说和戏曲的繁荣,几乎所有明清小说中的故事都在元杂剧里搬演过了,从《东周列国志》到《两汉演义》到《说唐》、《说岳全传》,薛家将、呼家将、杨家将,一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元杂剧可以说就是明清小说的“满汉全席”,而且其思想意识往往是元杂剧里更少束缚,更健康,更有人性的光彩。前举黑旋风艺术形象的变迁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第二是读书人与民众的结合。元朝的读书人走向了民间,走
  向了市井,这在中国两三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也是极有特色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要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这曾是我们很提倡的事情。元代读书人创造的元曲,元代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无疑也是极有启发意味的。
  第三就是元曲产生于市井勾栏。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其文化、美学的向度都有一点“后现代”色彩,但同时,它的精神本质却十分健康爽朗,朝气蓬勃,很少靡靡之音,而有一种典雅美的气韵底蕴,这当然和当时的读书人其传统文化文艺的修养很深颇有关系。这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无疑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实在是失落得太多了,太多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其实王国维也是从前人那儿来的,明代人清懒居士就在《序〈吴骚初集〉》中说:“汉以歌,唐以诗,宋以词,迨胜国而宣于曲,迄今盛焉。”“胜国”指元朝,明朝人说元朝是被我们战胜推翻的朝代。也是明朝人的卓人月在《〈盛明杂剧〉二集序》中也说:“语云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皆言其一时独绝也。”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吧。
  我开头说的那四句“题目正名”,大家还记得吧:“多元文化广疆域,粉墨人生唱元曲。浪子隐逸兼斗士,通俗文艺开新局。”
  我们的“一本四折”结束了,谢谢。

  提问与回答:
  第一问:请问元曲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什么启示?
  答: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第一,文艺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元曲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多元文化的互相结合带来了“杂交优势”。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充分吸收国外其他民族的文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要注意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品,而现在往往是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东西进来了。第二,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元曲的人文精神那么有内涵有底蕴,因为那些杂剧作家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人民,他们有根。而今天的某些欲望化写作、隐私性写作却离开大众和生活太远了。第三是文艺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元曲作家的传统文化修养很深,所以他们创造出新的文艺形式充分继承和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营养。今天我们的文艺人文化人却失去了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这是很令人担忧的。第四,元曲的出现是中国通俗文艺和通俗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通俗文艺铺天盖地,影视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怎样从元曲中吸取历史经验,无疑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二问:您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请您谈谈在元曲和《红楼梦》之间是否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
  答:元曲和《红楼梦》都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元曲是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红楼梦》是满汉文化的结晶,所以它们都既有传统性,又有创造性,富有生机和深度。它们在精神气质上都有一种勇于突破樊篱,敢于打破陈腐旧套,而又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的特点。比如,《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发表“正邪二气所赋”的理论,是曹雪芹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的很重要的思想纲领,红学研究中的大问题。这“正邪二气所赋”就和元曲中的“浪子·隐逸·斗士”相通,都是一种逆反的打破常规的思想气质,追求一种深刻的个性和境界。周汝昌先生为我的著作《箫剑集》写了一首诗:“一箫一剑本书生,目射奇文纸不平。浪子隐逸合斗士,元贤清哲共斯情。”一二句当然是周先生鼓励我了,三四句就是说《红楼梦》和元曲有相通的精神气质,“元贤”指关汉卿、王实甫等元曲作家,清哲指曹雪芹,说他们都是“浪子·隐逸·斗士”。当然二者也有区别,《红楼梦》精英文化的程度更深,元曲则通俗文化的印迹明显。所以元人是“贤”,而曹雪芹是“哲”。“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和审美人生”是一个很有张力的命题,可以视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侧面的概括,它比“儒道禅互补”的概括更具民间立场,更有原创的生命冲劲,也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问:您谈到了元曲人文精神的三个方面,您能对每一个方面各举一部杂剧和一套散曲作为最典型的样板吗?
  答:散曲好说,我在演讲中其实已经提到了。杂剧只举一部难一些,因为好剧本很多。全面考虑,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还有文化性,以及在历史流传中的普及程度,我认为可以举以下一些作品。浪子风流的代表作品:散曲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杂剧是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隐逸情调的代表作品:散曲是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杂剧是他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神仙道化剧。浪子襟怀的代表作品:散曲是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杂剧是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傅光明研究员最后说:梁先生给我们讲了他对元代社会和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也讲了元曲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内涵及其文化启示,使我们元代社会、文人状态,对元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知道,元曲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一样,获得了领一代风骚的文学成就。听梁先生演讲,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由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情怀融汇而成的浪漫意绪、审美人生,何尝不是历代文人所追求、崇尚的艺术人文精神。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由人格,人格自由应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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