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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人文精神

时间:2009-8-8 16:57:24  来源:不详
经济也搞得不错,因此老百姓过着太平日子,很少服兵役,各国都来朝贡,政府也注意社会福利。元末叶子奇《草木子》中说:“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明朝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减少,人民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轻了。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也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各国都来纳贡臣服,当然有自豪感了。那年我去泰国旅游,在泰缅边境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前来观光旅游。我都油然而生一种大国国民的自豪感。
  元朝的这种大国气象对国民的心理是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会无形地促成一种普世性的心理氛围,情绪氛围。
  第二个特点,元朝是相对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来说专制统治比较那么严密,文化政策特别宽松,很少文字狱的王朝。与其后的明、清两朝比更是有天壤之别。这首先因为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不太懂得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性,对于文人通过文艺作品抨击社会弊端讽刺政治黑暗等不太敏感。帝王都有一种维持仁慈君主形象的期望值。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过去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经常短命,然后是年龄很小的孩子继位当皇帝,没有执政的能力,形成母后、外戚干政,或者太监宦官把持朝政。有时候则中央势力衰弱,地方藩镇割据,不听朝廷号令。但魏源说元朝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元史·刑法志》中则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就是说元代统治者喜欢表现宽仁慈厚而不搞严刑峻法。倾向于“风俗统治”,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太平策》)之谣,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草木子》里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虽然这种记载也许有水分,但总反映了一种概貌和倾向,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元朝开国时期为统一全国而与金、南宋互相战争中的残酷杀戮行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三个特点,元朝在蒙古族的民俗习惯影响下,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性的艺术氛围,玩乐风气。草原民族能歌善舞,对文艺有特殊爱好,赵珙《蒙鞑备录》中说:“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秘史》中记载:“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剌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跃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元曲中多次提到各种“闲快活”的娱乐活动: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清朝人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得最到位:“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
  第四个特点,即元朝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当然元朝也是一个封建王朝,一切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有,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都不言自明。但元朝还有更敏感和更尖锐的民族矛盾。另外就是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素质低,统治水平低造成统治机制松懈因而政府官吏贪腐社会流氓横行,社会问题就越积累越多越严重。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当然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北各族,各种西域的商人,汉人指长江以北原来处于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人、西夏人等,南人是蒙元最后征服的南宋的汉人。有许多民族歧视的政策都是上了法律条文的,如“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一》)汉人打死蒙古人要抵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不需抵命,只要给“烧埋银”就行。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准还手,汉人不准拥有刀剑武器等。元朝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蒙古人色目人等不过一二百万,其余都是汉人、南人,从数量上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却最受歧视。这当然会滋生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掌权的蒙古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的某些落后野蛮的特性。“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怯薛(护卫军)出仕、吏员出职和荫叙承袭是元代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取士和国学贡士虽然也是输送官员的途径,但往往不被统治者重视。这就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就是一位戏曲研究者所概括的“有权势的无赖”。元杂剧里出现不少“衙内”,横行霸道欺压良善,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艺术反映。《窦娥冤》是一个典型的故事,其中的三个反面人物张驴儿、赛卢医、太守桃杌就形成了一个无赖与权势相勾结的社会网络,像一张黑蜮蜮的蜘蛛网,窦娥这个善良百姓的代表就成了逃不掉的牺牲品。
  但第五,我们不能因此就看不到元代的文化多元和宗教信仰多元,人性较少束缚的那一个层面。元代由于疆域广阔,各种宗教都得到传播发展,儒教,道教中全真教、太一教等,佛教,喇嘛教,回教,景教(基督教),各种信仰都有信众和市场,在朝廷中有代表人物,比如全真教的丘处机晋见成吉思汗,忽必烈拜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僧人称和尚,道士称先生,占卜算卦的称阴阳人,伊斯兰教士称答失蛮,基督教教士称也里可温大师,都被视为“告天祝寿的人”,享受免除赋税劳役的特权。至元二十八年(1291)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统计: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是比较轻松活泼的,人们的个性比较张扬,反抗精神比较强,总之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多民族互相融合带来了新因素新气象。同时元代的都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这在《马可·波罗游记》等书里都有生动的记载,关汉卿在散曲中赞美杭州:“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南吕·一支花·杭州景》)。
  还有一点就是元朝的科学技术也很发达,出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如写《农书》的王祯,发明纺织术的黄道婆,天文学家郭守敬等,畏兀尔(维兀尔)人鲁明善编《农桑农食撮要》,医学上有“金元四大家”,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等方面都很有成就。元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欧洲还是“黑暗时代”。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元朝有这么多优点,那怎么八九十年就灭亡了呢?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理论上的悖论效应应该注意:因为元朝实行民族压迫,社会腐败也是客观存在的,人民就反抗,但另一方面社会宽松,统治者纵容了反抗也是不能忽视的。我翻阅史料,元朝每年都有老百姓“作乱”,但元朝统治者往往平定以后不久就把这些“乱民”给释放了,或者顶多惩罚一两个带头的。老百姓胡打海摔使劲折腾习惯了,所以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加快。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所以明王朝前期是空前的严酷专制,整个社会充满“戾气”(赵园语),成了僵尸的社会,新陈代谢倒慢了,当然最后是物极必反,晚明就来了个堤坝的总崩溃,《桃花扇》里说“谁知道容易冰消”。元朝是活泼自然的,明朝是病态戾气的,这个对比很鲜明。
  第二个问题: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我这里说读书人,或者文人,不说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的,西方文化界对何为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学理性的界定。元杂剧的剧本和元散曲都是由元代的一些读书人创作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辉煌的作品,是和那个时代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命运有关的。我们要了解元曲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当然需要追根溯源到元曲创作者的生存状态。
  首先谈一下所谓“八倡九儒十丐”。这是一种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习惯性说法,而且很戏剧性地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悲剧性遭遇相比附。但只要认真一点对待史料,就发现这种比附是很不严肃的。“八倡九儒十丐”来源于何处呢?原来是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倡之下丐之上者乎?”谢枋得作为南宋遗民,对元朝有国仇家恨,他说的话当然有倾向性,不过他也只是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也就是有幽默感的人拿读书人开玩笑,这当然不可认真坐实,不能当作真正的社会等级地位的划分。
  另一个南宋遗民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也是说的分类管理而不是等级划分。元代的户口统计,按不同的“户计”分开登记,如僧道户、儒户、医户、民户等。当然由于元代长期废除了科举考试,读书人不再有读书作官的传统老路可走,许多读书人在倡优伎馆里“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懋循《元曲选序》),与歌儿舞女混在一起,这种玩笑也就有它的社会现实作诱因。需要说明的是倡优有特定涵义,“伎乐曰倡,谐优为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徐元瑞《吏学指南》)倡优是指民间艺人,不是娼妓。要知道儒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在元代被赐与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就把王号取消了。元朝的理学是得到发展的,有不少著名理学家。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中说:“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在形式上虽然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所以,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启,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元代的书院也是很有气象的。总之,元朝的读书人“读书作官”的道路确实不如唐宋和明清诸朝通畅,心理上会有挫折感,但绝不能夸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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