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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中女性的个性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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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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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悬殊的家庭里，恩格斯说：“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性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 的互爱为前提，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候，决不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第二情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然而“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这种古代性爱之下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古代的婚姻，有父母决定，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选择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悲剧。封建婚姻观念还对女性施以“三从四德的禁锢，使她们整个人生没有人权可奖，对于男子来讲，女子不过是”传种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到了晚明由于市民阶层极其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有了褪色的可能，市民阶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提出了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即男女相悦可以为婚。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它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两性应该是等同的，互相依存的，这是合乎宇宙规律的自然之道。另外，市井贫民另外，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也渗透进他们的性爱观，他们所希望的，不是适才居高临下的猎取，而是居于双方互相的需求和感受，在平等自主的性关系中享受欢娱。《莺莺传》中张浩和莺莺，少年男女之间既有性的相互吸引又有彼此轻易的深厚，一见钟情，互为爱慕对方的美貌而产生的爱情，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有现代性爱萌芽的个人之爱，他们叛逆封建婚姻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市井女子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二、挑战“禁欲主义”封建传统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已有了与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不同的审美倾向，思想界打破程朱理学对人欲的禁锢，情欲开始成为文学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的欲望是被牢牢地压抑的，尤其情欲更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礼记·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从哉！”强调用“礼”来整治人之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束下。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社会走向下坡，思想界不在为封建礼教马首是瞻，一部分思想家（王学左派）公开站出来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情人欲的禁锢，强调人的生理本能，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导致了女性性自由的重建与传统贞洁观的坍塌。“天理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自然包括对美色、对男女情欲毫不掩饰的肯定。在市井当中，一种反封建的、表现人的本能需求的新意识慢慢产生了。都市的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匠、雇工、店员等，在都市文化的感染下也产生了满足情感活动和形式快感的需求，市井中人的本性战胜理性而更多的表现出来。
“食、色，性也。”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3）这说明好色的欲望是任何外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在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的侵染下，“三言”中有些篇章对男女性关系作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请的主动、对性的大胆追求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前强烈的性意识，在凸现生命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出挑战。这种欲望压倒理性的新现象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故事是说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以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夕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可谓“今宵有酒今宵醉”了。从作者写作的态度上看，他对二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说明这在当时市井阶层的观念上是被接受的。王三巧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正如《肉浦团》中艳芳的的一席话——“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者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教作妇人的不要好色？”——所道出的女性所以破坏传统贞洁观，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的内在动因：他们的人生价值因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这是她们自然人性的全部内容，也是做女人的唯一乐趣。王三巧在丈夫走后连这一最基本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外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作者对王三巧没有给予贬斥，而是给了她一个好结局，让她救了蒋兴哥一命并和他重合旧好。这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性欲的满足和人的基本欲求被人们认可。书会先生认为：“‘情’‘色’ 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望之。”（4）可见欲望之心人皆有之，对它的扼杀是反人道的。王学左派作为市民文学的哲学基础，给作品中女性自身性解放倾向提供了可被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土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便成了女子追求合理情欲的一种理论上的认可，即便已婚女子不顾礼法做出越轨之事，也一概给予宽容。在当时的市民阶层中像王三巧这样的有夫之妇，受情欲诱惑红杏出墙的社会现象，虽在人伦常礼之外，但好像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些女子的出格行为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或批评。从这个结局上可以看出作者乃至当时的民众对女人红杏出墙的行为，虽不算为美谈也不甚厌鄙，再也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只能伺一夫的情况。当时社会风气已较开放，在蒋哥休了王氏之后，他再次择婚的标准是“不拘头婚、二婚，只要人才出众。”后蒋兴要娶平氏（郭大郎已死，其妻平氏为葬夫再嫁）“闻得是下路人（二婚），愈加喜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女人被休或死了丈夫仍可以再嫁，这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再婚的女子还能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样看来，市井中的平民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上要求打破禁欲主义的枷锁的愿望更强烈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如果说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做法有些被动消极、甚至还有些情欲上的不健康的色彩，那《吴衙内临舟赴约》中贺秀娥的大胆行经应该说对封建礼法的彻底的背叛，是健康的人性表现，。她的做法已超出那个时代，有着早期妇女性解放的味道。她不但自己做主私定终身，还大胆的采取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很前卫方式去保卫自己的爱情、挑战所谓的“贞洁”。身为官宦小姐的秀娥，在当时的社会里本应足不出户，乖乖在闺房中做些女红，只等父母为其把终身大事来定。偶然的机缘却使她遇上了仪表俊雅、举止不凡的吴衙内，二人彼此一见倾心，因两家的船即将各走东西，秀娥便下决心，让吴衙内跃舟而来，与其在自家船上闺房中结为连理，并想尽办法遮住父母耳目。此二人婚姻大事不经父母、不用媒妁，自己悄悄做成好事，事后虽为父母得知，为保守其女的名节，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秀娥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极其叛逆的，也是非常前卫的。她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女性权利与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压抑人性、压迫妇女的封建文化的挑战与反叛，是女性生命有意识觉醒的一种标志。性欲，被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用男权文化来强制塑造顺从礼教的理想性格，其结果必然引起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冲突，最终造成女性自然人格对社会的反叛，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背道而驰，不被正统社会所接受。然而从二人最终的圆满结局上可以看出，这种背叛整个社会秩序森严的禁欲桎酷的行为，被市井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封建礼法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妇”观念在这里已失去以往的绝对地位，妇女们为自己正常的人性需要已经敢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人性受到肯定与尊重。从这里反映的关于女子大胆冲出“禁欲主义”的樊篱的勇气和行动，可以看出女子已消除了“贞妇”观念的挟制，她们用实际的行为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女性自我价值的一次解放，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三言”针对封建社会的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写爱情故事中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和冲破禁欲主义樊笼的新意识，这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而生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兴盛，与反传统禁欲主义新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三言”中的女性追性爱自由，折射出与以往传统贞洁观不同的新观念——贞洁不在是女性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它可以自由灵活的服务于幸福原则。其意义也不在于是不是显示记载或摹写生活，而在于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向，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人（特别是市民）的欲望和审美追求——对物质享乐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意识，及其产生的思想上的哲学基础——王学左派的反传统思想，使女性形象有可能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而显示出超越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
三、超凡的人格与才智
（一）超凡的才智与胆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崇尚、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可以博通古今，出将相，无所不为；女子则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即便是名门爱女，父母让其读书识字，也只要她识些姓名，学“妇德”而已。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父亲让他“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知德”、学“妇道”。女子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力，便无施展才能的场合与机会，这使她们的聪明才智逐渐被压抑和扼杀了，结果形成了看似男子在才智上高于女性的现象。“三言”中的不少作品都以男女对照的方式，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赞扬了那些在学识、才智、能力等方面堪称“巾帼英雄”的女性。说明女性才思敏捷，聪颖机智，只要给予发挥能力的机会，就不会比男子差分毫。在封建礼教社会里，丈夫是家庭的支柱和主心骨，家庭内外事宜均由丈夫来决定，妻子则不过是生儿育女与做家务的工具，受女戒的限制，只能生活在家听深闺之中以来于丈夫生活足不出户，侍夫教子，作丈夫的附庸 。仍然而，“三言“中却有不少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妇女在家庭中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才干和能力，享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和憧憬。《施润泽滩阙遇友》有一定典型意义。小商品生产者施复与喻氏两人，养蚕织布，“开起三、四十张织机”，主人公喻氏看市平凡，实际上是一个市民阶层的新女性，她有一双勤劳致富的巧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程度的独立经济地位争取了独立人格。夫妻之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夫妻关系，而是平等和谐、互相尊重、遇事商议，共同劳动的新型家庭关系，体现了晚明江南地区男女在家庭生活及经济中的平等地位，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卷十一）中的苏小妹聪明颖悟，“因她兄父都是大才子。朝谈夕讲，无非子史经书，目见耳闻，不少诗词歌赋。”耳濡目染，学会了填词赋诗。十岁便能“不待思索”依韵续完父亲的诗，且所续“词义完美”。其父在赞赏之余不仅感叹：“可惜是个女子！”偏偏就是这个女子让盛誉全国的才子苏东坡感叹到：“吾妹敏悟，无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我也。”作者通过小妹与哥哥东坡、丈夫秦观的对比描写，塑造了一个胜似男子的女性，充分肯定了女子的才能和智慧。此外，《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喻世明言》卷二十八）则显示女子也会有打仗、做官、经商等各种能力。作者一开篇就表明他对女性才干的欣赏，常言道，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过男子的也尽多。塑造了具有经营才能，善于应付意外事变的女性形象黄善聪，她和父亲在外做生意，父亲突然去世，１４岁的她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在买棺盛殓父亲后，与人合伙经营，“经过几年勤苦经营，手中颇有活动，比以前不同”，黄善聪的故事说明女子不但能办理父亲的后事，而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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