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我們是贊同第二類觀點的。首先，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三位在先秦文獻中都沒有被合稱爲“三后”的，朱熹和王樹柟的説法自然不可信。王逸的説法流行最廣，其實也是有問題的。“三后”一詞見於《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與趙簡子的對話中，原文說：“三后之姓，於今为庶，王所知也。”杜預注：“三后，虞、夏、商。”孔穎達疏：“從周而上，故數此三代。”都是把這裡的“三后”理解為虞、夏、商的賢王舜、禹、湯，而不是禹、湯、文王。而且史墨只說“三后”，似是當時習語，人所共知者，故無需具體指明。屈原之時，去史墨未遠，周王尚存，其言“三后”，若用來指稱上古三位賢君，未必異於史墨，也應該是指舜、禹、湯，而不是禹、湯、文王。然而《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的下文就有“彼堯舜之耿介兮”，若“三后”指舜、禹、湯，則與下文犯重，故屈原所言之“三后”當非史墨所言之“三后”。
再從另一方面看，當《楚辭》提到上古數位賢君的時候，也沒有籠統稱之爲“幾后”的例子，都是直呼其名號。如稱“堯舜”（《離騷》“彼尧舜之耿介兮”、《九章·哀郢》“尧舜之抗行兮”），稱“湯禹”（《離騷》“汤禹俨而祗敬兮”、“汤禹严而求合兮”、《九章·懷沙》“汤禹久远兮”），稱“湯武”（《九章·惜往日》“不逢湯武與桓繆兮”）。所以從《楚辭》的用語習慣來看，把《離騷》的“三后”解釋為上古的三位賢君也是缺乏根據的。
戰國時人若欲籠統地指稱三代的三位君主，習慣的稱呼不是“三后”，而是“三王”。如《儀禮·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禮記·中庸》：“子曰：‘吾說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故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繆…。”這兩例“三王”顯然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又如《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岐注：“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孟子·離婁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趙岐注：“三王，三代之王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子羔》把禹、契、后稷合稱之爲“三王”[8]（13號簡），“三王”的用法和傳世文獻類似。所以從戰國時代的用語習慣來看，把《離騷》“三后”解釋為三代的三位賢君也是不合適的。
上引戴震說：“三后，卽下‘前王’”，這是很有見地的。“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的下文有“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衆所周知，《楚辭》習慣以芳草喻賢臣，“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是說三位賢明的先王有眾賢臣輔佐他們。“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是說自己要前後奔走，效法賢明的先王，以輔佐今王。“忽奔走以先後”的人，正是今日之“眾芳”，然則“三后”對應的正是“前王”，即楚國的先王。戴震又認爲：“其但云‘三后’者，猶周家言‘三后在天’。”所引“周家言”卽《詩經·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指周之先祖太王、王季、文王。另外周人詩歌中還有“二后”，如《大雅·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二后”指周文王、周武王。《下武》和《昊天有成命》都是周人的詩歌，其稱“二后”、“三后”，指的都是周人的先祖。《離騷》是楚人的詩歌，其稱“三后”，也應該是指楚人的先祖。由上述這兩條證據，戴震得出結論：“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9]我們認爲他舉出的證據是堅實的，結論也是可靠的。現代很多研究楚辭的學者也正是這麽看的，如游國恩先生云：“汪瑗、王夫之、戴震、馬其昶均以三后為楚之先王，說復小異，亦皆可通，而汪、戴二說更近情理。第以證據不足，未可遽指為確詁耳。” [10]姜亮夫先生也認爲王夫之、戴震的説法“雖有論證不敢肯定，而説理自較歷來諸家為翔實可通。又屈子於古帝王無總統言之者，三王（引者按：當是‘三后’）自不當以三皇五帝論。指楚之先王言，於屈說為順適。”[11]
戰國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禱簡里經常出現楚國先公先王的名號，給我們探討《離騷》“三后”的真相提供了新的綫索。
河南新蔡葛陵村楚墓出土的祭禱簡中多處提到“三楚先” [12]（下面引用簡文除了需要討論的先公先王名號外，盡量用通行字。凡加“ ”的，表示原簡文有殘缺；凡加“…”的，表示所引簡文有所刪節。）：
⑴ 薦三楚先各 （《新蔡》甲三：105）
⑵ 就禱三楚先屯一牂… （《新蔡》甲三：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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