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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大学》新读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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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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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书·君陈》载成王称颂周公，“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正义》云：“父母，尊之极。兄弟，亲之甚。缘其施孝于极尊，乃能施友于甚亲。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亲亲之心，以至于疏远，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一个“推”字，正好道出了由“别亲疏”的礼向“泛爱众”的仁之抽象升华过程中所具有的现实蕴涵。
以爱敬之心施政，不仅是天下百姓之幸，也是王室自家之福。《诗·既醉》：“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为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前四句《毛传》认为意思是“以孝道相转化，则天长赐汝王以善道”,——人间的孝道已与天相勾连。关于后四句，《毛传》说：“以此善道，施于室家之内，以此室家之善广及于天下，此所谓长与之也。能使善道之广如此，则君子成王当有万年之寿。”《正义》曰：“以孝行与族类者，......言其相亲，然后以此相亲之道与其族类，亦使之室家相亲，故言乃及于天下也。”君主本人得寿，政权稳固，百姓也安居乐业，可谓双赢。不过，更值得关注的则是，这种“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亲民”之政，已经从逻辑上将《大学》文本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和实施手段统摄其中了。
“止于至善”的“至善”，朱子认为是“事理当然之极”，虽然打开了向上的形上学一路，却脱离了实践的政治学论域。①不过，他认为“止”应该从“追求”和“维持”的双向去诠释，很准确。我认为，作为一种期望达到并稳定维持下去的政治目标，“至善”的内涵也只能到古圣先王的政治成就中求得理解定位。叔向说《诗·昊天有成命》的最后一句，“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云：“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韦注：“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叔向对文丶武二王如何“成其王德”是这样总结的：“其始也，冀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广厚其心，以固龢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固和”毕竟没有道出“至善”的内在状态或情形。我认为，所谓至善之境就是让天下自然形成的组织结构系统自行运转（或曰以文化秩序代替政治秩序）而民“有耻且格”。这种自然形成的组织结构系统当然就是指家族及其相应的亲属制度与政治制度。对于具体各种社会角色，即如《大学》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从《尚书·尧典》所述帝尧实现王道的途径或过程我们可以确证这一释解。“帝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黎民于变时雍”显然最适合用以诠解“至善”一词。《正义》曰：“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昭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 “安天下之当安者”就是“止天下之当止者”，就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因天下之自为”。
不仅如此：由九族亲睦到百姓昭明到万邦协和，正与“亲民”所含之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的目标依凭的手段实现的途径均一一相对应。而“克明峻德”与“明明德”的差异也只在语境不同：“克明峻德”是指尧以仁为性，故能则天而行，是记实；“明明德”则是提要求，希望在太学受教的王室弟子也能追踵古圣先贤，形成对自己生命的神性自觉（责任感或使命感）。这样，我们就可用《大学》最后那句点题的话来对这“大学之道”作一本质概括：“有国者不可以不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孔子归纳总结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王道政治模式，三位一体，逻辑完整，意义贯通。如果说《大学》与《尧典》及其它涉及上古记载之诸文献间的契合呼应关系乃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它的意义决不能只在文献学的范围内去寻找。本文强调圣人之言的历史情境性，并不只为探求圣人原意，而是试图在文本与情境的互动关系中把握其所以如此如彼之用心，即“圣人之所以为法”，从而将经典所具有的意义上的丰富性充分彰显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继往开来的精神支点和逻辑起点。
注释：
①《论语·述而》。
②《读通鉴论》卷一。
③ 孔子在帛书易传《要》篇中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孔子自己的学术定位不在史家。
① 个人认为，将大学读为太学似应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太”为对长者的尊称，太学者，受长者教从长者学也。因此，所谓大学、小学之分颇叫人生疑。
② 庠序之师由乡师兼任。《周礼·地官司徒·乡师》：“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
③ 所更之事究竟为“五行”抑或“五品”，诸家持论不同。亦有人称，“三公老者为三老，卿大夫长者为五更”。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称：“乐正崇四术以取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各传习，经术流行。”
② 当然，对于“六经注我”的大哲学家朱子来说，截去“所学”和“所以学”是置换进自己的思想意志的逻辑前题；也正因为朱子是“六经注我”的大哲学家，他从自己的社会情境出发，为表达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感受而造成的误读才成为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积极事件。
①如《礼记·表记》中对虞、夏、商、周四代之政的议论。
②致知格物的问题拟在“《大学》新读之二”中讨论，兹不赘。
③黄文山：《图腾制度及其与中国哲学起源之关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九集。
① 笔者《<唐虞之道>与早期儒家的社会理念》对此曾尝试探讨。《原道》第五辑，陈明 朱汉民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由于认识水平及其它缘故，这种取代直到“小邦周克大国殷”后才成为主流意识。
③“德”与“罚”均是指事而不是指人。孔颖达《正义》将“务崇之”解为“务崇益道德”，未如“尚道化”妥贴。《尚书》孔传将“明德”解为“显用峻德”，未妥。《大学》传文中即明确道出，“皆自明也。”
④相近的一词是“保明德”，如“膺保明德”，那主要是继体之君相对先王而言。而“明明德”则更切合于太学中的贵族子弟。
①简而言之，朱子之“明明德”可解为（君主）个体“去蔽复初”；其“亲民”可解为（百姓）群体“去染革旧”；其“止于至善”可解为将天理之当然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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