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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功用主义思想

时间:2009-11-16 12:11:43  来源:不详
乐”(《荀子·乐论》),但同时也十分担心艺术容易使人耽于享乐而堕落,所以节制艺术的娱乐性而放大其教化作用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一件大事。为此他们厘定了一个大原则,即“发乎情,止乎礼义”。孔子率先对文艺进行了一次大的清理,这就是删定《诗经》,其审美标准就是“无邪”。其学说不排斥人性而又不放纵人性,“发乎情,止乎礼义”,凝聚了其在调和人的个性需要与其社会性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全部智慧:一面是活跃的个性,一面是社会的大秩序,两者之间难以两全其美,只好折衷以求。但在实际操作时,这个原则的分寸把握就难了,这就产生了后世或紧或松的不同局面:时而偏执于前,时而偏颇于后;走样的时候多,和谐的时候少。笔者认为,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荀子的性恶论未尝不较孟子的性善论来得合乎逻辑。如果人性本善,则何需礼、义、仁、智、信束缚呢?艺术本乎人心,有放纵人性中的卑劣之因素,如果放任自流,其结果将是“惑而不乐”,因此必须加以节制。荀子指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荀子·乐论》)这就为情感的艺术戴上了理性的镣铐。作为“道”的具体表现的礼也就此产生:“礼起之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且这一套礼仪也顾及人的心理需要,颇富人情味,入情入理,可谓中肯。以上各种功用主义思想最早胎育于早期社会对美的观念。《国语·楚语上》中记载,楚国的政治家武举在回答灵王问他新造章华之台美不美的问题时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陈伯海先生认为,武举给美下的定义,是文献录存最早的有关美的解说,其内涵深烙着功利性色彩。孔子发表过类似的主张,《荀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起功而不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孔子以土为美的思想,正是一种功用意识的反映。孔子在解释子贡提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这个问题时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由此观之,孔子是把万物之善性和美联系在一起,与其说在向我们申诉万物因善而美的道理,毋宁说以此为比况向我们昭示君子以德为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将“善与美”统一起来了。问题不应仅仅停留于此,应该看到,这种“美善合一”论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儒教成为国教之后,这种功用主义文艺观也就基本上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思想。回溯历史,首先把孔子“美善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政教化,并自觉运用于批评文艺的是荀子,后经扬雄、刘勰等人,把“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艺批评思想逐步臻于完善。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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