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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明确表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在谈到《论衡》的写作目的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王充之所以对“虚妄”如此深恶痛绝,实乃基于其文学的功用思想,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要使文章有补于世,就必须“真实”,要能证之验之。“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对于两汉功用主义的专制与霸道,罗根泽先生有段妙论,他说:“两汉是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他的护身符。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个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即使在思想较活跃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寄生于功用主义思想之下的对虚拟的反对也是激烈的。刘勰在充分肯定屈原的同时,对其浪漫色彩也不无微词。在《辩骚》中说:“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鸠鸟媒★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目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在《诸子》中又说:“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中★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为此,刘勰提出一个原则:“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辩骚》)在这种崇实尚用的批评氛围里,视虚构猎奇的小说为“小道”而冷漠视之,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梁启超以西方的眼光来审视小说,接连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著名文论,才使小说的地位受到重视,而梁氏藉以推进小说发展的手段还是假借了传统的功用思想。功用主义的批评观念,由于囿于“明道”的神圣性,所以往往不容于趣味性、娱乐性和浪漫性,因而也就无视大众消费的消遣心理,在崇高的使命感中忘却了艺术的休闲功能。在俗文化粉墨登场的今天,在放纵与享乐成为时髦的今天,传统文论思想对此必然手足无措,陷于危机实属必然。
【参考文献】
[1]陆海明.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3]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谭帆.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张建.关于几本文学批评史的意见[J].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1,(4)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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