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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三大爱情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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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12 11:1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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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婉动人的描写了莺莺与张生相见、相悦、相欢,而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作结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细致地展现了莺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深刻社会内涵的典型性格,塑造了一个冲破封建礼教樊篱、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女性。
故事发生在贞元年间，男主角张生时游蒲州，居普救寺，巧遇暂寓于此的表亲崔家母女。其时蒲州发生兵变，张生设法保护了崔家。崔夫人设宴答谢，并命女儿出拜张生。可是她一再拖延，“久之乃至，”既”双脸销红”，又“凝娣怨绝”，一幅羞涩而不情愿的模样，表现出一个名门少女所特有的端庄、娴静而又娇羞、矜持的性格特点。张生惊其美艳，转托脾女红娘送去两首《春词》逗其心性。莺莺当晚即作《明月三五夜》一诗相答，暗约张生在西厢见面;但当张生如约来后，她却“端服严容”，大谈了一通“非礼勿动”的道理。这说明莺莺具有两重性格:既有青春的骚动、对爱情的渴望，又在道德礼教的自抑下一再犹豫徘徊。而深人一层来看则可发现，莺莺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又是有预感的，她既渴望爱情，又对爱情没有把握，从而构成了她在行为上的一再矛盾和反复。一方面，对情爱的渴望导致其礼教之防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对结局的担优又使她在每次热情迸发之后表现出对张生的冷淡。莺莺与张生由相遇到结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情、礼冲突最后以情胜礼的过程，也是一个集渴望、担忧于一体，充满内心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终点，她恢复了青春少女的本性，主动去找张生，自荐枕席，体验到了自由恋爱的偷悦。然而接踵而来的打击，又使她跌人被抛弃的痛苦深渊。张生赴京应考，滞留不归，莺莺虽给张生寄去长书和信物，但张生终与之决绝，并在与友朋谈及此事时斥莺莺为“必妖于人”的“尤物”，自诩为“善补过者”。传文末尾对张生这种绝情的展示，于作者或有为张生“文过饰非”之嫌，而在客观艺术效果上，却起到了对爱情不专一行为的批判，产生了真正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
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棋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篇小说作于贞元二十年(804)，其时元棋26岁。因传中所叙情事与元棋经历大致吻合，很多人便认为这是元镇的自传。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因为传中既已托名张生，便有虚构成分，而且传中诸多精湛的心理、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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