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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风格,“在乐府中,犹然气骨”(钟惺《古诗归》)。徐世薄曾指出:“子健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似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在当时,大凡作四言诗的,在文法、句法上,莫不受《三百篇》的约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曹操一人不受其制约,正像范文澜说的那样:“(曹操)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中国通史•文学》)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他直抒胸中之情,直描眼中之景——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太平的盛世,还是惨淡的人生,都敢于写进诗里。如他看到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悲惨凄凉的景象,则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曹操以相王之尊,是一个封建统治者,对当时豪强兼并给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能真实地反映于诗歌中,也是需要勇气的,一般人不能够做到。特别是他的《董逃歌》: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康成(郑玄)是汉末的一代大儒,曹操把他行酒伏地气绝的事写进诗里,来说明人的生死寿夭与德行的好坏无关。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做诗,竟说‘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距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的”。(《而己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在曹操本身这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同前)“想写的便写出来”,说着轻松,而实际上若不是“他的胆子很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再如《薤露行》的开头两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灵帝,这实在是需要胆量的。的确,读着曹操的诗,会不时有一股“雄气”、“勇气”冲出来,使人不能自已。
第三,谈谈曹操诗歌中的“悲凉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曹操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继承了《诗经》、《离骚》,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反映出建安时代大动荡、大转折的社会状况。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的缠绵小调,也没有万事不如意的满腹牢骚,更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雕章琢句之笔。因为他有着自己的宏伟理想和抱负,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如他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董卓大乱之后,诸豪强虽然名义上会盟讨贼,而实际上并无讨贼之意,他们徘徊观望,积极积蓄各自的力量,乃至自相残杀。结果惨遭屠戮的军民数以万计,野外一片白骨,千里没有人烟,极写丧乱之惨,悲凉之气袭人。再如痛斥董卓滔天罪行的《薤露行》: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诗人对董卓杀死幼主、焚烧洛阳,掳掠百姓的罪恶行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对人民的遭遇和洛阳的惨象表示了极大的悲痛。诗中悲凉的气氛催人泪下。
还有反映军旅生活的《苦寒行》,表现了将士们倍受征战之苦和思乡至切的凄楚心情,其气氛也是极其悲壮凄凉的。
方东树指出:“《蒿里》……古直悲凉……悲痛哀远。”又说:“魏武《薤露》……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蒿里行》、《薤露行》在乐府中本来就多作哀挽之调,曹操用来叙述汉末丧乱的时事,所以其悲凉气氛更加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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