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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三气”是怎样形成的呢?还有必要作一番探讨。
首先是“雄气”和“勇气”的形成原因。钟惺在论述曹操的诗时曾说:“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古诗归》卷七)说明了志、气、文三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更具体地指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体清;长卿傲诞,故里侈而辞溢;……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彩烈;……”这里说明了作家的气质、个性对文章风格的决定作用。李白诗之所以豪迈奔放,是由于他的狂放不羁和傲岸一世的个性;苏轼文之所以“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自评语)是因为他有着旷达豪放的性格。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一节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章与作家气质、个性的关系;一是文章与作者经历的关系。孟子因为善养“浩然之气”,所以他的文章与其浩然之气相称,“不为山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司马迁因“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交遊豪俊,所以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苏辙又说:“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曹操诗歌中之所以有一股“雄气”和“勇气”,也并非其有意为之,而是由他的独特个性和不平凡的经历决定的,然而他的个性和经历又与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安时代,天下动荡不安,四方豪杰并起,有志之士,莫不欲建功立业,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也都胸怀雄心壮志,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居于领袖地位的曹操是反传统的,他一扫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并重儒、道、名、法,使当时文人的思想解除了长期的桎梏而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因此,使建安文人的作品大都形成了一种“清峻”、“通脱”的风格。所以曹丕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谓“时有齐气”;论刘桢,则称“有逸气”。可见建安诗歌大都含一“气”字。至于曹操本人,这方面表现得就尤其突出了。他雄心勃勃,虎视四方,戎马倥偬三十余年,往往横槊赋诗,鞍马间为文,气盖群雄,笼罩一世,这就不能不使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雄气”和“勇气”。
在军阀混战的建安时代,曹操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又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非常的自信;袁绍虽出身于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曹操笑之为“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名称八俊,威镇九江的刘景升,曹操认为徒具虚名,其实难副;淮南袁术,曹操蔑之为“冢中枯骨”,早晚必擒;至于刘璋、张鲁、韩遂等,曹操更视为碌碌小辈,不在话下。照他自己的话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魏德论》说:“武帝之兴也,以道凌残,意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气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曹操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氏兄弟、韩遂、刘表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北方,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他不愧是拨乱世之英雄。所曹操这种英雄气概反映到作品中来,就必然成为一种雄壮豪放之气,刚健劲拔之风。
曹操有着刚强豪爽的性格,年轻时就很有胆略。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已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造五色棒,悬于府门左右,有违禁者,一律受罚。灵帝最宠爱的小黄门的蹇硕叔父犯了禁,照样棒杀之。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倘若没有足够的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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