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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文学表现手法的怀疑也是其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太宰治凭作品《逆行》入选“芥川文学奖”候补,但结果石川达三的《苍氓》获得第一名,太宰治仅居次席。自负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并在1937年发表的《地球图》序言中表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冷遇,作品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关于创作手法,他认为自己以往的作品过于雅致,未曾为迎合读者而作过通俗的说明与加工。但在现实中,这种真正的艺术作品却犹如对牛弹琴。于是,他对前期前卫式的文学表现方法开始表示怀疑,并试图进行改变。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从时代背景来看,1937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在战争期间,政府对文化的干涉与管制也随着同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愈演愈烈。当局极力鼓吹“国策文学”,这使得讴歌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得到重用,而不利于战争宣传的文学作品却受到打压。如作家岛木健作的《再建》与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在当时都被政府禁止发行。在这种言论管制、思想镇压的大环境下,只有少数作家巧妙地避开政治上的敏感地带,进行了纯艺术上的创作,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继续。太宰治此前的作品由于大多格调灰暗,充斥着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内容,这当然不符合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宣传的要求。因此,他只得与其他少数作家一样,要么改变风格取材,要么终止文学创作。于是,太宰治创作了一系列不同于前期的作品,如讴歌诚实和信用的《奔跑吧!梅洛斯》、健康清新的《满愿》、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清贫谈》、《御伽草纸》等。所以客观地说,战争时期的文艺政策在客观上对于太宰治文学生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太宰治在中期文学风格上的变化,可以说是被动与消极的。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及表现手法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其文学精神也一定会转变。笔者以为,太宰治特殊的身世与成长的经历,促使其文学基调在创作生涯的前期即已形成。尽管上述的四个原因促成了他在中期文学风格上的巨大变化,但这是被迫完成的,中期的“健康、明快”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太宰治是以新的风格隐藏了真实的自我,这个仍旧消极、虚无的自我才是他的本质。并且,中期文学的两面性(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对人的信赖与怀疑等)在《满愿》、《富岳百景》、《奔跑吧!梅洛斯》等代表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二战后,步入文学生涯后期的太宰治所创作的一系列著名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否定自我、颓废、悲观的倾向,这也是他一贯的文学精神的复活。许多日本的文学评论家都称中期为“安定与开花”的时代,但似乎对中期作品的本质揭示得不够。太宰治的出身与成长环境、其文学基调在前期的形成以及促成其中期作品风格转变的四个原因,才是解读中期文学特质的重要前提,这些对于考察中期作品中的的两面性是极其关键的。 注释: (1)《太宰治其人其作》 渡部芳纪 《国文学》1990年11月 P45至文堂 (2)《东京八景》太宰治创作集《奔跑吧,梅洛斯》 P169 新潮社 参考文献: 《太宰治全集》 太宰治筑摩书房 《太宰治论》奥野健男 角川文库 《国文学》1990年11月期 至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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