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简而言之，其基本内涵就是以廉政为主题的思想观念、规章制度和行为方式。求廉政，不可不求自律；求廉政，不可不行他律。自律，是德治。他律，是法治。文学的效能，体现在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与文学接受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对读者产生的感染作用。文学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功能，是文学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文学之于人道的支配力虽不像梁启超先生所言，有如此的“不可思议之力”，但文学对人的灵魂的感染力，对人道世风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社会转型愈加急剧，文学边缘化现象凸显。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文化消费的多元化，使文学阅读这种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日渐式微，人们更愿意接受影视、网络等快餐文化，而不情愿通过文学阅读思考作家流露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的个人化趋向，表现出对个人内心情感与欲望的迷恋与宣泄，而对社会民生却日渐疏离。从根本上说，文学自身的社会担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文学在主流文化建设主战场的缺席。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文学不可须臾缺席。首先，这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廉政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要形成一种尚廉耻贪的社会风气。要使清正廉明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每个人的心灵自律。而文学的效能，恰好就在于能将廉政文化的理念潜移默化到人的心灵深处，达到入脑入心，入脏入腑的效果。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文学是一件大有用武之地的利器。其次，这是文学使命的内在要求。中国文学自古有“铁肩担道义”的载道传统，并把治国兴邦视为其神圣使命。《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文学需要负载“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使命，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每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文学人，都不可能游离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大局之外。第三，这是文学职责的内在要求。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文学神圣的职责。颂廉审贪，褒廉贬贪，是文学职责的重要内容。文学臧否人间善恶，不可不思考廉与贪。文学描摹尘世美丑，亦不可不思考廉与贪。因为，文学是人学，廉与贪，是人性中最核心的命题。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观照人生，观照人性，文学家们正是从对廉与贪的辨析入手，找寻到了精彩的人性密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巴尔扎克的《葛朗台》等，都是十分经典的例证。

　　如果我们把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简述为尚廉耻贪的思想观念、反腐倡廉的制度规定以及崇廉洁戒贪腐的行为方式，那么，文学对于廉政文化建设最有效的作用点，在于弘扬尚廉耻贪的思想观念，并发挥文学的“生活教科书”作用，倡导崇廉洁戒贪腐的行为方式。并以此二者为前提，对反腐倡廉的制度规定产生积极影响。

　　文学要积极参与廉政文化建设，一要作家牢固树立扬廉抑贪、褒廉贬贪的思想观念。思想力，永远是度量作家高下的恒久标尺之一。评论家李敬泽说，“(文学)要面对人心。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生存与意义，如何体会自己的内在性和社会性，如何看待荣耀和耻辱，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中坚持他的道德体验，如何在千差万别的行动和选择中证明和践行那些正当的价值，这一切仍然属于文学。”应该说，作家的思想力并不仅限于扬廉抑贪，褒廉贬贪，但作家在对世道人心作出判断的时候，廉与贪，总是作家秉持的不可或缺的评价标准。文学对真善美的讴歌，总离不开对廉洁、廉直、廉政的礼赞；文学对假恶丑的鞭挞，也总是直接指向人性的贪婪与社会的腐败。一段时间，文学界出现躲避崇高、痞子文学、欲望叙事等理论思潮，对作家的创作理念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从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说，没有作家心灵的崇高感，就没有作家笔下营造出的一片清明朗洁的艺术天空。二要重视廉政题材的深度开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风靡一时。除了像《国画》等一批官场小说自身具备的艺术表现力之外，处于社会转型期，民众对政治清明的期待与社会现实中政治民主建设的缺失，成为读者热心于官场小说的一种时代背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官场小说的生产良莠不齐。有上乘之作，则是通过作家对官场情状的审视，达到高扬理想旗帜，礼赞社会正义的目的。而一些庸俗之作，则更多地暴露、展示官场的厚黑与阴暗，从而对社会心理造成某种误导。因此，文学对廉政题材的开掘，需要超越既有的官场小说，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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