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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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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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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理于情，寓情于史，针砭人物，评骘史实。作品不只是在述史、咏史，而且是用充满音韵美、意境美的诗化的语言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哲理。
许衡的《编年歌括》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对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有一定贡献。这一形式历史上早具渊源，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代历史学家班固叙述“太仓令”之女缇萦上书救父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史诗。诗末“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既是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这首出自史学家之手，用史笔所写之诗，以记史叙事为主，“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仅于篇尾稍露作者倾向，南梁诗歌评论家钟嵘认为它“质木无文”(《诗品》)，而清代学者何焯则称其为咏史诗的“正体”(《义门读书记》卷四六)。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咏史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情况。西晋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借史事抨击当时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倾吐了对寒门之士被压抑的不平和对权贵士族的蔑视，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托古言今，借古伤怀，创造了咏史诗的新范型。左思改变了班固咏史诗专一叙事的模式，取得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对于班固咏史诗之“正体”而被称为“变体”，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班固“质木无文”的“正体”到左思借古咏怀的“变体”，咏史诗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叙事到借事抒情，由“质木无文”到典丽华美的过程。后来的咏史诗多沿左思一路发展而来。晋陶渊明的咏史诗即是借史以咏怀。
至晚唐，咏史诗又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情感旨归。晚唐咏史诗以李商隐、杜牧为冠。他们在史事的叙述中融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想抱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李商隐诗《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同时，由于身处末世，他们在咏史中抒发的感情也染上了末世特有的感伤情调。杜牧就曾多次追述大唐盛世风光，流露出强烈的今昔之感叹，如《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之句。而被金圣叹称为“唐人气尽之作”的郑谷《慈恩寺偶题》，更是满纸的荒凉衰飒。元代咏史诗在内容上更侧重于对宋代统治进行政治批评，对赵宋朝廷的兴亡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既是以史为鉴，又是借古论今，如刘因的《白沟》，在史实的叙述中表达出诗人的政治观点，流露出诗人矛盾、复杂的心情。
许衡的《编年歌括》继承了咏史诗叙事、抒情和评论的传统，并融三种艺术元素为一炉。许衡为适应当时教学对象和内容的特殊需要，创作的这组独特艺术个性的诗歌，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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