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精神资本

　　钱穆没上过大学，是“小教”出身的学者，后来却能在燕京、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等名校当教授，“通吃”国学所及的各门学问，想见他的治学必有过人之处；钱穆高寿，在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人生中，他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即能把想象力融于日常生活当中，以此为消遣和乐趣，就像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嗜好一样，这确非常人所做得到的。而勾起他的这种想象欲的，也许是一句古诗，也许是一片荒地，也许是一种声响……

　　杨绛晚年的一段记忆可以当作实证。1933年，她从苏州到清华大学读书，与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钱穆结伴同行，她回忆说：

　　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当年的杨绛，不过是一个20岁出头的还在念书的学外语的女孩，却被钱穆带进千年以前的古战场的“沟里”，可见被她略去的钱穆的讲述，必不乏“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没有对历史的深厚的积淀、彻骨的迷恋以及动情的神往，是断难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将这段记忆看作杨绛随机给钱穆抽出的一道题，即这不是一个孤证，只不过火车开到这儿了。它还印证了钱穆说过的一句话：“游历如读史、尤其如读一部活历史。”

　　钱穆一生治学，读书是生活中的常态，至少比坐火车要多。因而他的内心感念的迸发，常常缘于书中的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例如对王维的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钱穆就有一种“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的感觉，他解释说：“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这还不算完，他又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为呼应：“余在对日抗战中，曾返苏州，侍奉老母，居耦园中。有一小楼，两面环河，名听栌楼。一人独卧其中，枕上梦中，听河中栌声，亦与听雨中山果灯下草虫情致无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别有其一境。”

　　类似这种天、人、史合一的内心感受，在钱穆的作品中屡屡可见。有时候，为强调这类感受，他甚至不厌繁琐地接连举例和说明：

　　陶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狗吠和鸡鸣，乃属自然景象。而狗吠深巷之中，鸡鸣桑树之巅，则自然全化为人文，而鸡狗亦成人文中一角色矣。古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一风雨如晦之鸡鸣，更属中国人文精神至伟大至崇高一象征。祖逖之闻鸡起舞，则不过师承风诗所咏之一微小表现而已。又如唐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此村边之绿树，郭外之青山，非一极清雅之人文境界乎？又如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一番真意，则不在东篱之菊，亦不在远望之南山，而在诗人日常生活之心情中。篱菊之与南山，则亦全化入人文，与为一体，而不复有别矣。

　　钱穆是无锡人，他在20岁上下的时候，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周都坐船来往于家乡的梅村和荡口两镇。他晚年回忆说：“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正是这片水乡和这篇《李斯列传》，让钱穆开了“想象历史”的窍并引为毕生所好。后来，他从教各地，桃李满天下。他的不少学生回忆说，钱穆讲先秦史别具一格，是“倒叙”式的，即从战国讲起，而春秋、西周，并且从不循规蹈矩地面面俱到。更有学生描述说：“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可见，对于钱穆来说，高校的教席，并非用“饭碗”一词就能够简单概括的。

　　如今，与历史剧的热拍和受宠截然不同，历史学已是高校中最不受待见的专业之一，像钱穆这样的教授早已无处可觅。在大街上随便拉过来一个人，估计都能“痛陈”学史之“弊”。但是，如果离开功利标准来看，历史也许是最“受用”的专业之一。因为怀旧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种没人能躲得过去的生活方式，哪怕你是未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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