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关键词:王以仁 郁达夫 精神兄弟 “郁达夫族群” 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王以仁自觉带有郁达夫的色彩,虽列文学研究会的门下,实属于“郁达夫族群”的一员。“郁达夫族群”的主体心理建构是他们心灵深处的自卑,由自卑而导致他们情感领域中的隔绝和孤独,自卑和孤独所致的的心理紧张又催逼他们焦灼呼唤着理解。在这感情的内煎和外化过程中凸现出他们的独特的主体人格。
王以仁(1902-1926),浙江天台人。虽列文学研究会门下,但自称对郁达夫“颇有嗜痂之癖”,自觉带有郁达夫的色彩。他在纷扰的人世,在辉煌的现代文坛,只留下一行匆匆凄清的脚印,其无限苦衷的情感世界刚刚敞开就永远消没在滚滚的江流。但他在20余万字的墨迹中披露的“孤雁”般落魄的灵魂,将永向世人展示其特有的魅力。
我们姑且借用文化人类学“族群”范畴,把上个世纪20年代聚集在郁达夫周围,高扬“自我写真”大旗的文学青年称为“郁达夫族群”。这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他们,已有无数钟情者指出了其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的抒情倾向,愤世嫉俗的心理,非理性化的表现等等创作特征。然而这些都偏于评论者自己的主观感受或这个“族群”的外在光芒,没能站在评论对象本身深层属有的立足点,循着他们感情发展历程的因果律和必然性层层推究。我们以为对郁达夫他们的准确把握应深入作家主体心理建构,“郁达夫族群”最深层的纹章是他们心灵深处的自卑,由自卑而导致他们情感领域中的隔绝和孤独,自卑和孤独所致的心理紧张又催逼他们焦灼呼唤着理解。在这感情的内煎和外化过程中凸现出他们的独特主体人格。
郁达夫无疑是这个“族群”的最集中代表。自卑理论是西方个体心理学的一大发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1](P50)自卑感实质上就是活生生的个体面对实在的对象世界,一下子没法认识、把握、征服,无法肯定自己、表现自己、发挥自己,从而从心理产生的气馁和无可奈何。这是人在外界中无能为力的心灵投影,是种隐秘深潜的痛苦境地。应该说,西方个体心理学的这一发现有其合理内核。郁达夫早期代表作《沉沦》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情感状态。《沉沦》所以强烈地震撼着当时和以后无数人的心弦,这不仅仅在于它的爱国呼喊,也不只是它对封建虚伪道德礼教的闪电式反击,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人类的一种永恒情感——自卑感的典型象征,它以其大胆、独特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万心共振的情感模式,一个崭新神迷的审美天地,亦为千万饱受心理熬煎者提供了一种痛苦而又酣畅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宣泄。主人公作为一个远离祖国亲人身处虎狼般强悍异邦的敏感的弱国子民,犹如一粟飘流摔打于茫茫沧海。他无法鼓起勇气面对现实。尽管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谁藐视他,或者具体的何事侮辱了他,但是周围的一切,哪怕是白云的变幻、水波的摇荡、野草的悉索、女人的娇语、路人的求欢等无意扰他的稍微变动,也使他受到莫名其妙的刺激,仿佛遭到了极大的欺侮。一种巨大的无形屈辱浸透了他的骨髓,撕扯着他的心灵。
整个小说引人注目的并非主人公大开大合的外在命运波折,而是他内心那种或紧或缓,反复无常,最终愈来愈烈导致其精神崩溃的感觉,是那种心灵上的日趋“沉沦”。而这种剧烈动荡的心灵历程则基于主人公的自卑。“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屏障。”自卑的根源当然与主人公身上凝聚的各种社会关系分不开,然而它们在小说中退到幕后。主宰小说的是“愈来愈高”的“屏障”——它不停地夸大幻想,直到认为整个对象世界[1] [2] [3] [4] [5]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