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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怨和浑身热血深深隐藏于铁铸般冷峻的沉思和顽强的发掘。这是一种自觉认同并追寻真理的独立性人格,一种积极实践的参与性人格,其中鲁迅的特立独行、坚韧博爱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永恒楷模。他们那种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感,自然而然地令我们追溯起无数中国古代“脊梁式”的英雄,乃至屈原、孔孟对民族心理结构塑造的积极价值,但他们那跃跃不息的自由的心灵又使他们迥异于中国古代知识圣贤们的愚忠和依附。“郁达夫族群”也曾那样旗帜鲜明地与现实对峙,然而刚刚觉醒的懵懂使他们只是掀开了封建禁欲的闸门,他们那一双双忧郁的眼睛还无法洞悉传统文化的深厚的阴里,他们更缺乏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他们被逼扭身逃进自我的小天地,迫不及待地安定那一颗颗骚动紧张的心灵,充其量他们也只是狠狠地诅咒几声内心深处被逼进的现实的阴影,更多的则是自我咀嚼,自我渲泄,自我挣扎。这似乎不能说是强者的人格,但这毕竟又不同于那些被随意挤搓的弱者。他们缺乏主动积极地把握自己的能力,但他们又并没有屈从在某一人格化的偶像之下。这是一种介乎依附性与自主性、被动受制和主动实践,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之间的一种中间性人格模式——他们要努力地突出自我(贬抑自我也正是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但又尚未广阔地展开自我的存在。
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萌发和追求,无疑是由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催生,于是我们的眼光投向国外。在西方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人的外在能力愈来愈扩展而内心世界相对来说却越来越狭小了,日益异化的人感到宇宙的无限和自身创造物的沉重可怕,从而产生深深自卑和孤独。于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作家、古典哲学家、现代浪漫主义诗哲……呼唤着诗、呼唤本真、呼唤灵性、呼唤着人与人的同情和爱,甚至以极其狂放恣肆的非理性态度高喊“上帝死了!”唯有自己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和确立者。他们把情感化为直接的自我意识,把爱作业弥补人与客体世界包括他人之间那一大片荒漠中的绿洲。我们从费希特、荷尔德林、狄尔泰、尼采,从渥滋华斯、拜伦、雨果、波特莱尔等等一声声揪心的叹息和呼喊中,感觉到那愈逼愈近的异化世界巨大的魔影,体味到他们为了给有限的个体生命寻找牢固的立足点和超越价值所进行的深沉的思索和忧郁的吟唱……“五四”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寄养在西方文化的乳母的怀抱中,接受过欧风美丽的刺激和洗礼。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在深刻的痛苦中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价值标准,新体系、新标准的立足基石是自我意识的生成——对窒息自我的传统文化的愤激反叛,对夹缝中自我尴尬的反省以及“舍我其谁”的重负感和责任感,但鲁迅和“为人生派”作家们发展的结果,是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悲剧的密切关注而与西方诗哲们那种代为全人类立言和自觉作为人类精神救世主的面目相区别,他们的双脚无法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陷阱中拔出而进行抽象的玄思和遥远的观照,他们的感性批判的深层还深深打着民族传统实践性和伦理性的烙印。与此同时,“郁达夫族群”倒显得与传统的割裂更深,他们那种自我卑视的窒息躁乱,那种一古脑儿的感伤抒怀似乎与异邦老师呼应得更为亲切,但他们“自我”的活生生的血肉感,具体地与金钱、名誉、女人,与失业、疾病、家庭无法分开的孤独焦虑,又迥异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那种“形而上”境界的对个体渺小、理性孤独的体察和渲泄。着重个体但又缺乏理性升华,粘连着现实但尚未超越自身,“郁达夫族群”又以自己的独特介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鲁迅一类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之间。
归根结底,“郁达夫族群”以其对真实的自己——“我”的珍视区别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健全的现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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