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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和王以仁作品中主人公感情发展的轨迹。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作家自叙传的色彩,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称王以仁是郁达夫的精神兄弟。这里有王以仁的自觉认同,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同途共归。当然,王以仁毕竟是王以仁,他的生活道路、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与郁达夫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样也带来他们作品的不同归宿和美感效果。郁达夫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十分熟悉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并且尽可能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他的过人才华,士大夫兼洋绅的风流倜傥、奇彩辉煌的篇章,在他的同代立即获得了无数人的喝彩仰慕,在他的生活中也拥有过声名、富贵和美人,所以他的作品由早期的窒乱嘈吼逐渐变得凝炼超脱,早期作品人物的焦灼呼号以及爱不可得后的残酷自虐,随着作者本人对自卑的超越,逐渐发展为对周围同样遭际的人惺惺相惜和主动施爱于他人,并最终升华为像《迟桂花》那样的融融爱意。王以仁无此幸运,他是真正的自己作品中的“我”,生活之途是那样多舛——家境由小康中落,遭尽世人的讥嘲冷眼;年轻无名,失业飘零;女友的负心又给了他沉重的最后一击。他死时也是那样冷清,没有告诉家人朋友,像他的逸鸥,静悄悄孤零零逐清流而去。他未能受到更广阔的风雨洗礼,来不及更深远地展示自己的文学世界,短促的24个春秋恰似彗星一闪,他只能以他留下的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诗歌、散文——他自己的真实的外在和内在历程来显示他的价值,这是一份比郁达夫作品更少夸张成分并且拥有它独特表现领域的文学财富。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切近地触摸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真正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的泣血的魂灵。那是更广泛更众多的一大群痛苦的人,他们没有机会留洋深造、承袭余荫、出人头地,有的只是具体实在的风霜刀剑,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底层但又要抖索着褴褛的长衫;他们能敏锐深切地感受到外界的任何一点羞辱,但也只是用笔乱蘸着酸楚的泪水。最终,大多数的躁动不安的青春紧紧裹挟在历史的潮流中,空留一串串凄寂的长叹……
限于篇幅,我们只论述了王以仁,实际上王以仁应该是郁达夫较远的一个共振回响,是个晚出的小弟弟了。与郁达夫几乎同时的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叶灵风等才是这个“族群”的主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簇拥着郁达夫,表现出一种坚强的向心力和类聚性。他们的作品坦率地表现着那个时代作为他们的感觉、体验和情绪,并且主人公与作者的面影心灵同样难辨难分。在那浓烈而骚乱的情绪渲泄流中,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理出一条感情发展线:匍匐在现实脚下的自卑——自我封闭的孤独——缓解紧张而呼唤理解(呼唤金钱、名誉、美人)——爱与理解不可得则沉沦或最终转移升华而摆脱心理的紧张催逼。 “郁达夫族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他们独特的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体验和文学表达方式使他们呈现出鲜明的人格。我们试着再从心理学领域跳出,在广阔的中外文化背景下作历史的比较考察。“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最突出的“中间”阶段,处在这个历史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带有鲜明的“中间物”特征,作为社会精英,在现实与他们所形成的“挑战与应战”的对峙中,清醒、先进的自我与老大积弱的历史现状,冲突尖锐;同时,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更加剧了他们自我与民族的危机感。从老中国母胎诞生又经历过20世纪先进文明浸染的鲁迅、“为人生”派、郁达夫、王以仁等等几乎都被抛进过心理和文化自卑的深渊。但是,鲁迅和“为人生”派等冷峻的现实主义作家迅速超越了个体的卑怯自怜,他们以否定者、批判者的清醒融个人的苦痛于中华民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以表现广阔的他人人生来消弥自我的孤独,以理解他人的热忱来唤起愚昧者对自己的理解。满腔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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