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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又以历史黎明期的觉醒作为三者纵横交错的中介而存在。他们是软弱痛苦的,姿态和心灵都是那样羞怯和扭曲,但他们内心深处早已被唤起奔涌的内驱力与不断撞击他们的历史潮流必将逼迫他们走向艰难的选择。历史也已证明,除了极少数如王以仁无法摆脱内外交迫而殉情,陶晶孙逆转人格而沉沦外,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鲁迅等那种健全理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归宿;郁达夫走向民族英雄的不屈和悲壮,郭沫若为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更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小知识青年在压抑和呼唤中奋起,超越自卑,走出了自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这,迄今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认为,对“郁达夫族群”应作如是观:作为对他们时代的折光,他们作品超越性意义在于突出表现了自卑这种人类的带有普遍和永恒性的情感,并且,他们的作品所凸现的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标志着一种普遍永恒的历史独特性——在新旧历史阶段的交替期,常常出现众多带着刚从长夜中酿来尚未适应眼前现实的苦痛的灵魂,他们虽没及时站在历史的最前沿,但最具可塑性,最有希望超越苦难而成为宏大的改革力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族群”也必有其祖代、父代和后代,它对于今天仍有普遍性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2] 弗洛姆.爱的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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