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 |
 |
时间：2010-7-11 10:59:29 来源：不详
|
|
|
文人不管是先秦两汉还是魏晋隋唐都以“赴选场”、“金榜题名”做为自己获得富贵荣华的途径。正如明人凌廷堪《论曲绝句》32首中所说：“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为白相翁。若使弪弪征史传，元人格律逐飞篷。”这些明显的“失史”应该与杂剧产生于社会底层、观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有关，其所呈现的还只是史剧创作主观性特点的表层意向。所谓：“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求似”即元历史剧的现实性或时代特色才是元历史剧创作主观性的真正追求。它既包括剧作中所展示的元代生活的特点，也包括剧作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特征。
这五部剧作，除《贬夜郎》外都描写了文人饥寒交迫、投谒朱门、遭人欺辱的景象：王粲是贫谒蔡邕，困居旅店被店逐催交店钱，见蔡后遭受其羞辱。买臣天天负薪，妻不堪其贫，羞骂不止，硬勒休书，并于大风雪夭赶其出门。苏轼遭贬黄州，冬日无衣无食，妻恻儿啼，求济于杨太守却被人赶打出衙。特别是《冻苏秦》一剧对儒士贫寒生活及遭遇描写得更为细致。苏秦沦落秦国弘农店肆，冬Et里是“通厅坑冷，兀的不着我翻来覆去直到明，且体说冰断我肚肠，争些儿冻出我眼睛”，到处是“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回家后，因不得官父责兄骂，嫂不为炊，妻不下机，拜见结义兄弟张仪，却被已为秦相的张仪置冰雪堂中酒饭中掺冰相待。这种情状正是元代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元代的社会政治特点，使得文人在元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元初科举制的废除堵塞了文人的仕进之路，加上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元代文人被整个地掩困于社会的最低层，与乞丐为伍，甚至不如娼妓，“九儒十丐”之说多少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他们处处遭人欺辱，但也只能忍辱生活。《贬黄州》中苏轼平时是“气志昂昂，不肯屈于人”，来到黄州后却只能“怕不待闲争气，赤紧的难存济，我则索折腰为米。”《冻苏秦》中“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道俺秀才每穷饿醋，几时能够发迹”的诉说是整个元代对知识分子的最切近的看法。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又弃不掉文人傲世的传统，这些剧中文人都具有了愤激沉痛而兀狂放的时代特点。《贬夜郎》中李白的醉酒，《贬黄州》中苏轼的看破尘世而弃绝圣命，选择归隐，苏秦、买臣、王粲的指斥恶俗小人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情，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流露于其问。”。也如郑振铎所言：“那些戏剧的题材，尽管说的是秦皇、汉武，写的是杨妃、昭君，唱的是关大王、黑旋风，歌颂的是包龙图、王倚然，……然而在这一切人物与情节的里面，却刻骨镂肤地印上了元这一代的社会情态——任怎样也抹拭不去，挖改不掉。”(《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之间的三角恋爱剧》)因此，元人历史剧创作与现实紧密整个融合的特点是极为突出的，成了元历史剧的独特“家法”。
从这些文人遭际剧的情节安排上我们又可以看出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冻苏秦》、《渔樵记》、《王粲登楼》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剧目来看，它们的剧情安排如出一辙，全都是先穷后富、否极泰来的文人发迹模式。这种情节的雷同固然与戏剧的民间文学特点有关，受了民间“吃得苦中苦，终为人上人”的大团圆民众接受心理影响而造成，同时也反映了剧作者特殊的文化心态。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给一般文人创造了大量以诗赋书策进身的机会，宋代的社会制度又将文人的社会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是宋以来文人的心理共识，但元朝的建立，文人遭遇了国破家亡，看到汉族正统地位的消失，受制于蛮夷之族的统治并且只能屈居社会的最底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