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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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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1 10:59: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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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而无望改变命运，这一切对元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元代统治阶层贬斥文士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元宪宗曾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元史》卷一二五记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这种方针影响整个社会对文士的态度，近人陈衍《元诗纪事》卷九载：“未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元朝科举制的长期废止，吏治的黑暗、混乱，严酷的民族歧视使得文人对自己的出路产生极大的困惑和不甘。《冻苏秦》中“俺把那指尖掐定，整整二十年的窗下学穷经，苦了我也青灯黄卷，误了我也白马红缨。…你道我满胸中文学精，又道我有才华施逞，可不道黄河有Et也澄清，偏则是我五星直恁般时乘运褰不通亨，觑功名如画饼。”《渔樵记》中“十载攻书，半生埋投，学干禄，误杀我也者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空学成这般赡天才，也不索着我无一搭的安身处”一方面是念念不忘读书可以求取功名的梦想，一方面是不可逃避的现实的残酷无情。即便是元后期恢复了科举制度。 汉文人的状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大改观，要想“做大鹏鸟高挂九万里”登高位，掌大权是绝无可能的。杨维桢在《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铭》中记载陶宗仪的父亲临终时说：“吾怀抱利器不后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与今之揽权者比!年已暮，死将至矣，尚何言哉!”当是有元一代人共同的沉痛的悲叹。出于这种心理的补偿，元杂剧作家在创作中不可回避地对文人不幸的又无力抗争的悲惨状况进行细致、深刻的展示；又通过剧中人物借前人遭遇：伊尹耕莘、傅说板筑、吕望垂钓等自励，不轻易放弃进取之心，而为这些“满腹才学”的文人安排下最终走出困顿的翁婿夫妇亲友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史书中苏秦、朱买臣、王粲都是先困顿后通达，但剧作者在剧作中将通达之途大加更改：文人们走出困境的方式无一不是“上万字长策”，得圣君赏识，由布衣一跃为据要路津之宰辅、兵马大元帅等。这种瞬间人间天上的变化其实是出于困境文人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即所谓“郁借以舒，愠为之解”文学情感疏导作用的一种体现，所以，梦幻的性质非常突出。
同时，剧作者对元代世态人情给予了深刻揭示。文人们未发迹时所遇的种种困顿，除世无仕进之途外，更多是来自于家人、朋友的背弃。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特殊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对钱、权的崇拜，这在公案剧和世情剧中反映得极为深刻，传统的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伦理纲常在这个畸形社会性中几乎丧失怠尽(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认可儒家教化)。《渔樵记》中“总绕你似司马相如赋子虚，怎比得了石崇家夸金谷”。《王粲登楼》中说“如今他可不信文章只论财”。在《冻苏秦》剧中，苏秦求不得功名回家后家人的冷漠无情待遇都是时风的展现。这种冷到骨髓的对伦理道德沦失的体认，是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特别是宋以后文人难以接受的，出于恢复儒家道统的动机也同时让普通老百姓受到伦理的教化，元剧作家持悲悯涵容之心，通过剧中人物先尽情遣责这种不良世风，一吐胸中积郁，之后点明先前的种种都是误会，是出于“耻之而使其奋发”的良好愿望，所以误会消除，皆大欢喜。这种结构安排演出时会形成良好戏剧效果。但更多的是出于剧作家欲存儒家教化的苦心而不顾现实状况，硬生生来调和本来无法调和的矛盾，以求得圆满结局而形成的特殊模式。他们以弱化现实矛盾的方法冲淡自己心中强烈的失落无归之感，也满足了世俗之人掩盖自己恶劣本性体验光明团圆结局的心理需求。
元代的社会政治特点给文人人仕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有以上三剧作家借历史人物反复“一举成名”的幻想。而对文人人仕以后的种种情状，在历史剧中，即使是整个元杂剧创作中很少见到，因为文人人仕掌握大权在元代现实中就很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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