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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元代田园诗的宗唐与情感变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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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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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自为此说，与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终未悔。”说明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由来已久，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元代还有不少象戴表元那样，远承古代隐逸之风，近染宋末江湖余习，赵孟颊、虞集等大家，也鼓吹着隐逸，这些文人的风尚，构成了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残余.同时也对戴表元产生影响。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对戴表元影响尤其深刻。除了和陶诗，他还仿效陶渊明的生活行为。如《九日与儿辈游中溪》:“何知是节序，风日自清妥。群童竞时新，藕果间蔬茄。欣然为之辞，乌帽危不堕。此日山中怀，孟翁不如我。”既用陶文“孟嘉落帽”的典故，表现欢游的得意，又明显仿照陶渊明的《游斜川》，努力表现出风和日丽中与邻曲尽情娱乐的情调，但是模仿意味太浓，总有些矫情的味道。又如《四十》云:“四十不解事，真成无用人。交游青草尽，途路白云新。渐觉名妨静，难将学济贫。堂堂楚龚传，犹有隐流慎。”努力把自己描写成古人的面貌，但是，“无用”、“有用”的计较，学与贫的关系，交游多少的计较，说明他对世上的东西还是耿耿于怀。
传统的隐逸思想，虽然还有一些基础，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隐居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得隐居也“水涨船高”。戴表元《居清堂记》云:“夫既以其身得脱于官府之劳，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沟池畦苑之饶，足以养富;舟车憧役，浮游钓弋之具，足以养佚;羔服鱼果、酒醒肴膳之珍，足以养欲;庭闹无恙，妻攀恬适，诗书道德，谈咏之交，足以养素，则是王侯卿相所无之安，而神仙栖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乐，而人世何以容之。”这里驳斥了那种隐居要建立在富足生活基础上的说法，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如果想隐居，没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是不行的;而且这种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古代隐士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也说明了“富贵”与“隐居”的矛盾:为了富贵，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追求，在追求过程中就无法隐居;而富贵以后，就没有必要再隐居，甚至隐居有可能导致原有生活条件的丧失。戴表元《质野堂记》就说自己“幼而嚣居，长而浪游，老而羁栖，独常常以为异时倘得余闲，营一区之宅于山林间，将名之曰质野。”但是，这种愿望在心中徘徊了五十年，依旧不能实现。这说明，富足而隐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因为缺乏较好的物质条件，就无法安下心来。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现实的一端更有力量，并总是逼迫他不断地驱驰。他常常在旅途中奔走，如《东离湖州泊南得》、《客京口》之类;直到晚年尚无歇息，《舟过严州》云:“生涯著处有，奔走愧华巅。”奔走的目的，他很少明言，但肯定是为衣食而忙，《书叹》云:“君有殉名子，扰扰起风尘。朝逐富儿冶，暮联豪士茵。归来反如客，鱼鸟亦相慎。”恐怕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写照。有时甚至是厚颜无耻的打抽丰。《丙子除夜》云:“富贵如今似骇机，漂流未遣壮心违。乡邻有酒贫能醉，村落无病医亦稀。客任低头从狗窦，妻休掩面对牛衣。十年涉世浑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从狗窦进出的说法，是自嘲也是厚颜的写照。又《久客且归留别郭于昭宪椽》:“久客令人厌，初春乍许寒。飞蓬妨览镜，脱粟愧加餐。坐有夸年酪，门谁住马鞍。重来会相见，老性忍悲欢。”他在别人家里呆久了，引起别人的厌烦，何况他蓬头垢面，有碍体面;于是吃的东西越来越差，只有粗茶淡饭了。他也清楚这种窘境，但是内心又生出不平:主人家有山珍海味，积年陈酿，却不肯照顾一个又老又穷的读书人。最后他又说，自己还会来的，因为白眼看多了，也容易忍受。历史上陶渊明写了一首《乞食》，就遭到后人的耻笑:以前不肯为五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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