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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代杜诗诗史说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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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6 11:08: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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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诗中“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正是“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事，诗史中史的含义很明确，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事，史字为此现象的符号标识。然而，这样做在理论上很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宋人将诗史中史落实在时事上，使史脱离开诗；杨慎基于宋人论断，完全将诗史分开来论，说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诗不可兼史”的驳论；这些均可视为诗史中史字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学夷更关注诗史说名下杜诗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诗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仅论到“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谢肇浙依循许氏的视角(不注重诗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诗的特征)，便将此视角存在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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