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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存三千灵鬼的心魂——评严迪昌著《清诗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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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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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学风之外，体现了学术的自律精神。严先生认为清诗的嬗变呈现为“朝”、“野”离立之势，庙堂朝阙与草野遗逸的对峙态势构成了清诗史程的独特的风景线。他把朝堂诗群网络分为三个层面，即：“天聪命笔”的帝皇诗群、皇子贝勒们的“朱邸”诗群和以科举仕进为杠杆的“纱帽”诗群。而全书的批判锋芒正是指向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著者认为：朝堂诗群沟通五湖四海的景象，“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固是空前的，随之而鼓涨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于是，冲和、典雅、雍容、静穆等审美意义上的气体格调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举为正宗的醇雅品格，诗坛一次次地树起杏黄大纛而被‘招安’着。”在他看来，“野遗”集体形成对官方诗教的强大冲击力，是诗史性活力的代表，它以诗人的人格自我完善、诗风的百派汇流向诗坛上的“一尊”秩序提出“在野”挑战，如赵执信的奋袂相抗王士稹、袁枚的“性灵”之倡、龚自珍的“箫心剑气”都是对官方正宗法统的激烈反拨、搏击，是对诗的生气命脉的挽救。著者重视野逸文化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欣赏民间异文对庙堂文本的批判态度，这种精神趋向和20世纪世界范围内边缘挑战中心、体制外抗议体制内的学术思潮是气息相通的。严先生之注重政治文化对诗坛的影响，其实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浓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的产物。经历“文革”动乱和各种政治运动所获得的历史感悟和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他探寻清代诗人心态的精神资源。在批判皇权专制的学术文本中，著者寄寓了他对开放自在的多元化的文学创作语境和宽容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应然诉求。严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使人感到自在。这和重点批判现代社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霍克海默就认为，一个好的社会让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为清诗史演奏了一段序曲，这段序曲的和声其实是由竟陵派和反竟陵派的声音交织而成。著者用“恶谥”、“凶狠”、“鞭尸”等狠辣的字眼来形容传统守旧派对竟陵派的抨击，就表明了他的爱憎和臧否。从肯定竟陵派的新变意义来说，这篇“绪论”作了翻案文章。在《清诗史》的文学价值评价系统中，“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真则灵，灵必然以新为依归”(第34页)，著者认为求新意识具有把诗歌从复古泥淖中拯救出来的新鲜活力。全书始终都是用“新”作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众多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艺术成就。
《清诗史》一书具有宏大的气象和超卓的见识，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都建立在厚重的学力和坚实的史料之基础上，因而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书中对宁镇淮扬遗民诗群、两浙遗民诗群、秦晋诗群、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诗人群体和流派的深入梳理，都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像僻处山阳的阎修龄、靳应升、张养重，秋江散人冷士嵋，以及钱秉镫、李邺嗣、魏耕、萧诗、弘储、函可、王摅、王式丹、李文藻、桂馥、屈复、胡天游、铁保、彭兆荪、汤鹏、朱琦、李映桑等都是以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诗人，他们和清代诗坛上的宗师巨匠们一起共同组成了《清诗史》的人物长廊。著者在地域文化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被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抉发，为读者展示了清代文学领域的一片全新的风景，证明了清诗在抒情功能和反映时代生活功能上的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 《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文本本位，坚持从诗歌作品中去感应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旧巢覆破、新枝难栖中的种种惶惑、惊悸、幻灭和悲慨，去聆听“盛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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