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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创作管窥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和忧患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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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12 11: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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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梁·吴均《入关》
鲍照并无边塞生活经验，只在军队当过文官，《代出自蓟北门行》一诗可能是他以宋魏在元嘉二十七年爆发的战争为背景，参考前代边塞诗的描写，再通过自己的想象写成的。他在诗中强调，只有在时局危难之时才可看出臣子的气节，只有在世事混乱之中才能识别忠良;投躯献身报效君主，即使战死，身为国疡也心甘情愿!可见他对祖国的热爱，收复中原的决心。鲍照一生怀才不遇，此诗寄寓了他的慷慨不平。吴均曾跟随萧宏的军队到过北伐前线，是一位有过边塞军事生活体验的诗人。《人关》开始极力渲染战事的紧急，民族的危亡，最后一句直抒胸臆，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和鲍照一样，我们从吴均的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誓死报国的热情。
南朝通过边塞诗作表达兼济情怀的文人还有很多。如孔稚硅“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白马篇》)、江淹“绮帷生网罗，宝刀积尘埃。思君出汉北，鞍马登楚台”(《步桐台》)、虞羲“拥旎为汉将，汗马出长城”(《咏霍将军北伐诗》)、裴子野“吾生悠逸翩，抚剑起祖征”(《答张贞成奉诗》)、刘孝威“顿取楼兰颈，就解邪支裘”(《陇头水》)、庚肩吾“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峻”(《登城北望诗》)、戴篙“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闻天。但令此身与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度关山》)等等。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他们多用乐府古题，借两汉抗击匈奴这一事典来寄寓自己的报国之志。他们希望能像两汉英雄一样长驱直入开疆拓边、建功立业;第二，他们在酬唱赠答中也会以边塞题材的诗歌向他人表白自己的报国意愿;第三，他们游览山水，登高北望时，偶尔也会想到祖国的半壁河山，心中的兼济情怀也不由喷涌而发。
此外，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还可以在他们“志不获骋”的压抑之作中得到表现。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中感叹，“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蹼垂羽翼!”;江孝嗣在《北戍琅邪城诗》中也说，“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南朝文人在忧患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希望为国效力。 2南朝文人忧患意识的彰显
文人的忧患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优生患死的个体忧患和关注国家、民生的社会忧患。此处所谈忧患即为后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自屈原始，中国文人始终怀有一颗对下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之心，一直保持着一种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动乱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作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更加张扬。到南朝，有学者认为这种忧患呈现出淡化乃至消失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相对的，与建安文人相比，南朝文人的忧患确有所淡化，但并未消亡。在南朝作家中，仍有很多人是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他们关心现实，忧虑民生，更希望着能替国君分忧解难。这种忧患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时有体现，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谢灵运偶尔也会在其作品中关切百姓之疾苦，如他在《北亭与吏民别诗》中说:“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
郁郁不得志的鲍照更是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记录了受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如他的《代东武吟》诉说了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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