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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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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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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四是撰述风。桐城文人从著名学者到一般文士，皆重著述，差不多人有其书，有的则多至数十种甚至上百种，其内容所及，大到史、哲学、政治、军事、人才、科学、艺术、文学、小到一邑的道里、风俗、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乃至里谚名谣，无所不包，桐城文人还注重文史资料的保存与整理，他们大量整理与刻印邑中前辈的重要著作，形成各种总集。这一传统使清代桐城女性的文学成果虽经年代久远，又屡遭兵燹，多数散毁，但我们仍可从《桐旧集》、《桐山名嫒诗钞》、《桐城方氏诗集》、《桐城姚氏诗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明史·艺文志》《桐城县志》《桐城耆旧传》《历代妇女著作考》《江南通志》等所录各家女诗人诗集书目。窥见当日女性创作之盛况。
这些良好的风气在桐城境内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息，积聚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桐城女性文化这颗奇葩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的滋润与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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