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清代“性灵派”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
 |
时间：2010-11-17 11:38:47 来源：不详
|
|
|
高在上的庙堂文学已不再是创作的圭臬和唯一选择，而求新、求俗，突破前人窠臼，通变化裁才是其追求的境界。袁宏道赞赏“任性而发”的、通于人之常情的作品，观点比较偏激。但如何做到“俗”，如何做到“言俗而意雅”，“性灵派”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一方面，他们认为，追求俗并不是要完全摒弃前贤的主张，“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并且主张“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和“公安派”文人相比，袁枚对“雅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公安派”追崇性灵，在思想上于李贽亦步亦趋，诗论一味追求“童心”，一味求俗，失之于偏激。
“性灵派”诗人并不排斥学习古人．“余尝教人：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但同时认为需要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题材更加世俗化，更为大众所接受。袁枚指出，创作时不可落古人“俗套”，要追求创新，追求“书外”功夫。诗材的平凡化、日常化是避免和古人雷同的最佳途径．所以“袁枚诗歌的创作题材大都呈现出鲜明的日常生活化倾向”。袁枚的《随园诗话》不乏索然无味的日常记事和闺帏之诗，正体现出这种审美倾向。 其次。世俗化的倾向还表现在语言上。“性灵派”在诗歌创作上讲究真率自然，语言使用上不喜用典，强调浅俗明白，使诗歌语言更加生活化、世俗化、娱乐化。自宋以降，文人作诗为文多讲究用典。“性灵派”诗人因为“求俗”的缘故，作诗很少用典，袁枚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可以看出，袁枚对用典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首先作者必须熟稔典故，其次用典必须用得恰当，生典最好不用，“用僻典如请生客人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专写性情。不得已而适逢典故。”。袁枚更不喜卖弄典故的做法，“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另外，按照经典的文学理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难以直接进入诗歌，而袁枚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家常语入诗最妙”，使时人认为其诗歌“似元白”。其实，这种主张的提出正是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反动，在历代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面前，后人在语言上的创新越来越难，宋诗之于唐诗是如此，清诗之于宋诗更是如此。因此，“性灵派”才独辟蹊径。强调“下语要平淡”，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具有“时效性”或“时代性”的语言，使创作 “活”起来，“真”起来，富于“个性”。但“性灵派”在追求世俗化语言时也掌握了一定的尺度．在强调语言“平淡”的同时要求有“趣”，避免诗歌语言完全庸俗化，不致于使打油诗或民谣都可直接成诗。
三、“性灵派”文学创作俗化倾向产生的原因
清代“性灵派”文人提出世俗化的文学主张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思想学术方面的原因。宋代理学的发展为明清之际的思想解放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明代中叶以后，理学已经哲学化，士人无不熟悉心性之学，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同时，佛道思想的介入也使士人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阳明心学的“人伦日用即为道”，适应了时代发展，被普遍接受。到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戴震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道有天道、人道。天道以天地之化言也，人道以人伦日用言也。是故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为道”围。这些都为“性灵派”世俗化文学创作主张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明清之际，市民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生活风气日趋奢华，文人行迹更加放纵，所谓“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