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的社会边缘。“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夫者妻之天”的婚姻安排否定和泯灭了女性作为人的正常的情感要求，最直接、最根本地剥夺了她们的人格和个性，从而最彻底地抹杀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为了与这种无视人情、人性的社会抗争，标举主“情”思想和人文主义，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创作了渴望自由平等的婚恋权，要求自然、自由地体现女性的情感，突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形象。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她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强行指派给她们的婚姻安排，而是主动地选择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在《紫钗记》中，霍小玉“从鲍四娘处闻李生诗名”，便“终日吟想”，有所心仪，在观灯的晚上偶遇李益时，主动表达了自己对他“乃今见而不如闻名”的称赞。她还阻止丫握院纱对李益故意拾钗不还的责备，不失时机地接上李益的话题。这样，霍小玉就主动而又不失巧妙优雅地为自己与所爱之人从相见到很快切人正题—婚媒创造了机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按照父亲的意愿用“三匣择婿”的办法决定自己婚姻的归属。这种安排对她来说本来是没有多少自我选择的余地的，但她不是听天由命地等待选匣的结果，而是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她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对一夫一妻平等婚姻的追求。《紫钗记》中的霍小玉在新婚燕尔之时，就对自己长久的婚姻前景作了冷静的分析思考。她向丈夫提出“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生”;她深知以李益“才貌名声，人家景慕， 愿结婚靖，固亦众矣”、“盟约之言，恐成虚妄”的可能结果，因此她主动提出只与李益八年相守，而后李益可以“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但这八年中，李益必须对她忠诚;李益赴边地任职时，她又用心写就了回文诗，以“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提醒劝说丈夫要对自己忠诚。在男子的仕途前程高于一切并可以轻易为之放弃旧爱的中国封建社会，霍小玉对婚姻的担忧，对未来的预见，对丈夫一再提出要专情的要求，大大超乎了礼教规范对妇女的期待。(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尼莉莎以“戒指戏夫”的方式提醒丈夫，贞洁不应该只是对妇女的单方面要求，妇女同样也有权要求丈夫忠于自己的妻子。这些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婚姻制度能大胆提出质疑，对女性婚姻命运作出主动的思考分析。她们不仅不甘居于被任意处置的客体地位，还要求处于和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
在美满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遭受打击和威胁时，这些女性更敢于主动与命运抗争，反抗压制她们的爱情，夺去她们幸福的虚伪的理性、理学和礼教。这是她们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在《紫钗记》中，卢太尉作为父权、政权的代表是威胁霍小玉幸福的直接原因。面对叫嚣着“说甚么小玉，便大玉要粉碎他不难”的卢太尉，霍小玉没有慑于他的威势，依旧努力地寻求各种办法挽回婚姻。相比之下，李益完全地被卢太尉所控制，性格软弱，无所作为。在《威尼斯商人》中，对于“活生生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意愿所箱制”以及“这些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合法的权利”，鲍西娅不只是发出不满的慨叹，更是采取了种种实际的反抗行动。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创造的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不以父权为中心的主体意识，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客体跃居为主体，对千百年男性中心、女性从属的传统“理性”、“理学”文化作了最大的反讽和抨击，解构了男权中心及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界定。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新女性形象也意味着恢复被扭曲的封建婚姻的两性关系。因为“痛苦的女性和不幸的男性是同一根性别文化链条捆绑的奴隶”。社会由男女两性共同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