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两者相互制约。“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只有当女性成为真正独立的、有着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时，才会有男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平等的两性关系。《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女性独立的经济地位、聪明的才智和强烈的主体意识，赢得了男性的赞赏和尊重，保证了理想婚姻的实现和稳定。由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探寻了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和状态，这是一种既非二元对立，又非一元中心的合理、平等的两性关系，从根本上颠覆、解构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夫为妻纲”的扭曲的两性关系。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以人文关怀的尺度，在作品中展现理想的女性间情谊。在传统的父权历史书写中，女性间的情谊从来就是被忽略，轻视和掩盖的。“女性被大量表现的情感只是对异性的思念，哀怨。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比起男性之间的知己之交是逊色的。被书写的女性情谊便是媳妇孝顺婆婆，妻妾相友善。这二者一般并不表现人道精神，只表现女性自觉以礼教压抑人性，扭曲自身人格”。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展现了作为人的正常情感和需求的女性间情谊，以及同性结盟对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挑战。
《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那些女性角色共同安排，商量策划的;两个侍女的形象—院纱和尼莉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卑贱的角色。她们更像是始终给予霍小玉和鲍西娅体贴关心、热情鼓励、建议和劝慰的知心朋友。《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还与杰西卡共同承担管理庄园的重任。值得一提的是，《紫钗记》中的鲍四娘是个“折券从良”、经历坎坷的风尘女子，但她是霍小玉家的常客，不仅参与霍小玉的婚事安排，更在听到李益负心的谣传后对他痛心指责。这种涉及背离正统女性角色限定的妇女的姐妹情谊通常是传统文学不屑表现的。通过这个角色，汤显祖着意表现了受到伤害的女性之间的同情，相互慰藉，以及从道义上共同批判负心男子的不道德行径。
通过《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一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人性和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为女性提出了作为平等的人的生命欲求，呼唤人性的解放和自由表达。他们的人文思想和女性观不仅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即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冲击有关，更是他们曲折的现实生活经历的反映。汤显祖追求独立的个性使他终身仕途曲折受挫，因而无法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华。莎士比亚干过各种活，有机会大量接触各个阶层的人。他们的经历使他们能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观察人性，并作出意味深长的思考和诊释。他们对在官场或社会生活中自己和他人的个性、才华被压抑有着深刻的感受。不仅如此，他们能从考察社会政治权力统治和被统治的二元对立推及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状况。正如Jordan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男性能从女性政治的从属地位、经济的依赖性和无法律地位看封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的方面。每个男子都处在社会的等级地位中。他自己遭受压迫的体验越深刻，他的男性地位和体验就越向女性靠拢。类似的体验使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能强烈地感受到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理性、理学统治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压抑，因而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细致人微地体察女性个性自由的渴望。他们创作的女性形象也是他们“自我人格中潜在的反抗愿望”，“是男性作家……人格愿望的形象投射。(他们)借助笔下的女性形象表达了自己的人格倾向，舒展自我的生命意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这种“超性别视角”、“全人类的视角”;使他们能在作品中表现“女人也是人”、“女人首先是人”的主题，把女性的个性自由意识和“人”的解放意识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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