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将123位诗人纳入了批评的品级，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以“三品升降”显现优劣。同时钟嵘又进一步从诗风、诗派进行了比较。比较方法体现在诗学思想上，有“文”与“质”、“雅”与“怨”、“丹彩”与“骨气”的比较；体现在诗歌流派、诗学宗派上，有《诗经》系和楚辞系比较；在《诗经》中又有《国风》系和《小雅》系的比较。比较方法在诗评上的运用，其意义和作用在于给所品第对象以最大限度的明晰性，纵横交错，变化多端。
然而比较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比较双方要有对应的观照对象为根据，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观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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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多的诗家群中，并非所有诗家都是可以比较的，只有少数诗人才能比较并论，因此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叙评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诗品》品第诗人时两种方法并用，取长补短，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这在古代文论中不啻是一个创举。
《诗品》品评诗人，叙评方法多用赋体，如品评曹植之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良才美质，怀匡世济时之才志，然横遭兄丕猜忌和迫害，郁郁而死，故其诗多慷慨怨愤之气。《诗品》这种评论，本身不失为一篇文质兼美的文赋，是叙评方法引入诗论的卓越范例。综观《诗品》全书，粗略统计，用比较方法者，计上品六人[注: 六人》在洛克尔的著作中是艺术水准最高的一本。这里的“六个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在《六人》中洛克尔使这六个人复活了，]、中品八人、下品一人；用叙评方法者，《古诗》以降，计上品五人、中品三十人、下品六十一人。这表明，叙评一类方法在全书品评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这两种方法在品评时并无绝对的界限，往往两者相辅相行、长短相济，从而论诗能做到全面而客观，颇具深度和广度，使《诗品》所论诗家优劣自现，所论诗风流变与渊源让人一目了然。比较方法和叙评方法的有机结合和灵活运用，不仅在古典文论的方法体系中是一个重大突破，也为后来者论诗提供了一个典范，堪称诗评的“珠林”、方法的“邓林”。
三、以抒发“怨”情为对象的诗歌本质论
钟嵘在论述到诗歌的风格流派时表明他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诗歌的外在因素，同时他继承前人“诗缘情而绮靡”其中提出的诗歌“缘情”的观点，对诗歌的内在因索——诗歌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诗主“怨”情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这一理念较早体现在前人对《诗经》的阐述中，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首先明确提出了《诗经》的怨刺功能。《诗大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述，“《诗》有六义，其一曰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出了《诗》“可以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