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化功能。
钟嵘深受儒家这一诗学理念的影响，他认定诗的本质在于“吟咏情性”，并进一步认定诗的本质是抒发“怨”这种情感特质。《诗品》以“怨”来品评诗人个体风格，所关涉对象有20多人，尤其是上品12则评论中，就有七则揭示了“怨”这种情感特质。如其在品评具体诗人诗歌时，“怨”字就曾多次出现。“文多凄怨者之流”（评李陵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曹植诗），“孤怨宜恨”（评郭泰机诗），“文典以怨……得讽喻之致”（评左思诗）……有一些诗歌钟嵘并没有直接使用“怨”字去品评，如“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意”（评曹操[注: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诗），表达悲凉之意实际上就是抒发哀怨悲苦之音。钟嵘品评诗歌时还用到了情感色彩上与“怨”相通的如“愀怆”、“感叹”等词，如“发愀怆之词”（评阮藉诗）、“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评班固[注: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 年），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诗），这些评语言外之意指这些诗人抒发了愤懑怨恨之情。另外还有一些钟嵘描述得非常含蓄，如评谢灵运“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逸荡”本指飘逸放狂之意，但联系谢灵运郁郁不得志之生平，可知其“逸荡”是因为内心抑郁怨愤而表现出放狂之态，所以在这特定语境下，“逸荡”同“怨”也有了相通之处。
在评诗论人时，凡是诗歌中表达怨情、形式又比较完美的，均被钟嵘置之上品或作出高度评价，而那些没有表现怨情的，钟嵘就置之下品或略而不谈。这充分体现了钟嵘将“怨情”作为诗歌本质的鲜明意识。钟嵘注重以“怨”评诗，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自汉末以降至齐梁时代，战乱仍频，民生凋敝，人们在苦难的现实中的忧生惧祸意识与在动荡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精神，凝结成一种普遍的愤慨悲凉的社会心理，钟嵘突出怨情，以怨评诗，正是这一特定时代社会心理的折射。
四、以“滋味”为高妙境界的诗歌鉴赏论
钟嵘在《诗品序》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鉴赏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在这里指出，对诗歌鉴赏的最高境界在于“滋味”，并指出了“滋味”说突出的两大特点：指事造形和穷情写物。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借物抒情，融情于物，做到情物交融，才能达到传神、感人的目的，即钟嵘所追求的“滋味”的最高境界。钟嵘又进一步阐[注: 晋卫将军、侍中，交州牧。吴丞相骘次子。骘薨，继业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封西亭侯。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於是据城降晋。]述：要达到“穷情写物”，必须精心安排使用“赋”、“比”、“兴”，三者应兼用，不能偏废。在使用比兴时，要忌“意深”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