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忠诚和顺从于君王的权威，否则就意味着对极权体制的背叛。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下的臣民政治伦理，特别强调“尽忠事君”，并将忠君原则作为臣民政治伦理的核心要求。
　　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其对臣民政治伦理的规定十分明确地突出了“忠君”观念。通过对“忠君”观念的强调，显示出其对君王极权体制的认同和维护，因而得到了南宋理宗皇帝的重视和大力推广。理宗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于《太上感应篇》，“诞布四方，俾迩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绍定六年八月(1233)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记载了理宗皇帝推广《太上感应篇》的情况：
　　臣窃观《宝藏》(注：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琼章宝藏》乃南宋孝宗[注: 宋孝宗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建炎元年十月廿二-1194年6月28日、绍熙五年六月初九)，南宋第二位皇帝（1163年——1189年在位），宋太祖七世孙，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淳熙四年御书以赐。此据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上册第147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爰谆复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窈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裒集以加详。义画丁宁，冠骊珠之八字；甘鉴叙赞，擅鸿笔于一家。焕乎函籍之光荣矣!
　　朱越利先生在《(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一文中指出：绍定六年(1233)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刊印之《太上感应篇》，已包含李昌龄之注。而两年后理宗朝巨儒真德秀于端平二年(1235)所作《太上感应篇》之跋文亦有“李公(注：李昌龄)注感应篇以谕人”之说，可见李注在当时已有广泛影响。
　　“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由于理宗大力推广李注《感应篇》，权臣巨儒亦纷纷作序跋。“其以次序述之者郑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余皆其时宗工钜儒。”真德秀之跋文云：“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盖天命之性，赋之于人，本皆至善……予惧世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顾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于侥求觊幸之私而返流于不善也，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真德秀之跋以儒家之言解《感应篇》，这也说明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方面，儒道两家颇有相通之处。
　　　　　　　　　　　　　二
　　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强调了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的重要性。《感应篇》卷之二“忠孝”条，李注云：“忠也者，人臣之大节”；“使为臣而皆不忠，则为君者复何望于臣?”；“忠孝乃超度之本，得获度世，莫此为速。”在这里，臣民尽忠事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规范，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秩序不容挑战。臣民之忠于此岸世俗社会而言，是极权体制伦理纲常的必然要求；于彼岸道教理想世界而言，又是度世飞升之快捷方式。就道教而言，显然是后者更能体现其宗教色彩，是其服务于极权体制的，区别于儒家的特色。李注所引“东卿司命真君”之言，表达了臣民忠于君王之行，在成仙的功效上远甚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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