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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早期诗歌创作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悲剧创作中,通过戏剧中的意象群来“连绵不断[注: 连绵不断 拼音： lián mián bù duàn 简拼： lmbd 近义词： 源源不断、连续不断 反义词： 断断续续、]地若隐若现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表现“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其次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力于戏剧内容的理性思辨淡化,努力发掘悲剧情愫,在有限的时空中培植受众的观赏情感,导引受众心理运动的走向,使受众的心理与精神产生颤栗与感动。第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作者在写实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手法用于戏剧情节构建与人物内心表现之中,甚至用于舞台环境对人物的烘托之中。应该说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是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尝试和一大贡献。第四,具有复杂的命运“规定性”。作者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推向一种“极端”,即“毁灭”;并且将这种“极端”搁置在人物无法超越的社会因素、人物自身生存的特殊的环境因素。
也就是说,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强化象征意味,强调主体感觉,追求剧情对受众的一种心理支配的张力,巧妙地运用人物命运的“规定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便构成了他“极端”悲剧精神的内核和悲剧创作的美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潮流精神的作家在接受西方悲剧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努力把西方的文化思潮融进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努力把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确,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家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指归与社会定位,这就是着力探讨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革命问题,高度张扬主人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作家的心灵还是其作品全然荡漾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说,曹禺的悲剧创作道路并非他一个人的历史,曹禺以他的睿智以他博大的胸怀和恢弘之气铸造的悲剧,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悲剧中所折射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虽较为稳定,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 曹禺先生所做的一切真诚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他极度真实地使现实矛盾凸显出来的同时,对矛盾作出了极大限度的探索。在这种“凸显”与“探索”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深切呼唤,同时无疑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尤其在文化审美的天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参考文献
[1]江巨荣《古代戏曲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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