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注: 辛弃疾（1140年5月1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中国山东济南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词人。]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3]旗帜鲜明的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词至苏轼开始，由晚唐以降的歌者词，逐步完成了向文人词和士大夫词的转变。苏轼的词，多感事之作，突破了前人词多以情，以景入词的桎梏，将诗的题材引入了文人词的创作之中，咏怀，感史，讽谏，言志等，不一而足。以诗人的句法入词，以议论入词，并在词中大量用典故，有意识突破音乐对词的约束。这种以诗的意境、创作方法写词的作法，促成了词体的解放，使词逐渐变成更充分表现文人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独立的抒情体诗。而苏轼在真正沟通诗词的同时，又重视维护和保持词体声调协调、句式参差、用韵错落的特色，创造了词所独有的境界。 
　　在对格律规范的认识上，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正其本源，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将词的格律，与曲律加以区别，打破了音乐对词的束缚，苏轼认为，以杂言句式为主的词，其格律规范应该区别于齐言的近体诗。主张不能以词害意，以律限言。崇尚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自然本色的语言面貌。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语言风格质朴自然，虽以叙事为主，但寓志之情，以立于句间。苏轼之不拘泥于格律，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文人词就可以不重声韵形式之美。我觉得，苏轼并非如一些后人理解，只要词家，就可以打破格律。苏词对格律规范的认识，讲究的是一种“不拘泥于方寸之间”的境界，既所谓非道弘人，是人弘道。为诗者，非诗显人，是人显诗。苏轼词论，始终是将词的自然本色，词人的个人情怀，放在创作原则的首位的。但是就词律而言，也是要重视的，只不过，苏词反对词律对词人情感流露的束缚，就像屈原诗中所云：“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法则。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思想性始终是重于声韵形式的。 
　　与苏轼不同，宋代文人词的另一位大家李清照，则主张词的乐本位，主张词不能脱离与音律乐律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声律规范，应以协音律为先。尽管这种思想，在苏门学者晁补之[注: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汉族，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为“苏门四学士”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陈师道[注: 陈师道（1053～1102）北宋官员、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元祐初苏轼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历仕太学博士、颖州教授、秘书省正字。]和另一位词论大家李之仪[注: 李之仪(1038～111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汉族，沧州无棣(今行政区划分为河北省盐山县庆云镇、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与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三部分)人。]就已经先后提出。然乐本位观念的完善和系统论述，则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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