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巨著。]简直是帝王之家谱的惊叹了。还是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书中这些从未被主流社会正眼看过的角落和人民吧。1673年编撰《郯城县志》的冯可参在描写1668年7月25日的地震时说：“这就好像厄运对人‘投井下石’”，据他的记载“大自然一般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六年富足，六年饥谨，在郯城每十二年中就会有一次严重的饥荒。”⑦其实哪有什么福足，生活在郯城里的人的灾祸是一个接一个，接二连三的发生着。只要没有强盗来抢，没有起义暴乱，没有清军入关[注: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之初，曾命吴三桂之父吴襄写信，由他派人至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并以银四万两犒吴军；另派将率二万农民军代吴守山海关。]，没有地震洪涝干旱蝗灾能够稳稳当当混口饱饭吃就是最大的富足了呢！郯城人民苦不堪言惶惶不可终日，依然在一个残缺的世界里挣扎生存。黄六鸿的回忆录写道：“郯城民众原不知有生之乐，轻生者甚多。”⑧这就是“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吧！

      书中最令人值得深思和回味的部分是书的结尾处，史景迁引用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文学性的语言为王氏之死编织了一个十分美的梦，为王氏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那种幻想，虚诞的梦正是一个封建妇女内心的憧憬和挣扎。作者匠心独运地用这种笔法和基调，将现实与浪漫穿插使用，让人刻骨地感受到郯城那个小地方的小人物的挣扎、麻木、愚昧和死一样的沉寂!犹为让人可笑与可悲的是王氏受到了好的安葬，这样做的理由是好让王氏“孤独的灵魂才会平静”，以免王氏变成厉鬼出来害人！
        这个故事虽然是发生在330多年以前的中国山东省郯城县，但是王氏生命的终结却深深触动了史景迁，是王氏把史景迁带进了郯城那个悲凉的世界。正如史景迁所言：“她（王氏）对我来说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闪闪发光而又后悔去拣起的一块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晒干，石头上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不时地使我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将它的热量传送给手握着它的生命之躯。”⑨史景迁始终有一种人文情怀的投射和关注，他才能始终保持着对远在太平洋对岸的一个异国他乡的研究与写作工作的热情。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大人物也好，还是小百姓也好，我们所谓的正面人物也罢，反派角色也罢，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思想、语言、行动，无不是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要求的必然。
正是这种人文情怀，再加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学界在研究领域与撰述方式上的新变化,为史景迁发挥个人才能提供了历史空间。在研究领域上,伴随着以“大写历史”为旨归的史学研究逐渐遭到扬弃,关注个别人物,尤其是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的“微观史学”兴起。史学多元化的倾向不断彰显。在研究取向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也逐渐渗透到史学领域。不仅以前为学者注目较少的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群开始受到史家的青睐,诸如死亡、性与妇女等论题也逐渐为史家所涉及。⑩在此一史学发展趋势下,史景迁当仁不让地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王氏之死》一书出版于1978年,诚如史氏所言：“我对‘王妇’之死有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11实际上,那时的新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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