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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诵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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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2-6 12:20: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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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 另一方面，诵读有利于还原文学场景，将古人之情传达于读者之心。古今人同心会意后发之于口，这份激荡的情感便有如平上去入四声调，拍打于心岸，带来审美的别样冲击波，这就是所谓的“传情发于声”。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论述“情”之所托时，都不是对应“文”，而是“音”或“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刘大櫆，《论文偶记》）由此可见，音声之重要性高于字句。因此古人进一步明确说：“诗有比兴不能尽者，故被之声歌，使抑扬以毕其意。”（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又云：“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乔亿，《剑溪说诗》）这都直接说明了“声”和“情”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明乎此，我们在诵读之前，不妨先默读精思，用心捕捉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识得其酸甜苦辣之后，在深得我心的状态下脱口而出，即能收声情一致之妙，这也就是叶圣陶[注: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中国第一位童话作家。]先生所说的“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3］叶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情由声出的道理，对诵读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
“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缺少了诵读这个环节，关系怎么能得到体现？因此，诵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揣摩和理解的过程，简单地认为诵读是死记硬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过于肤浅。
三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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