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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如果沿着这批学者探索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如果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民俗学进入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50年代初统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院系调整和学科整肃却中断了社会科学的上述传统。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重要的学科门类统统被冠以资产阶级学科的头衔而被打入冷宫或干脆取消。稍后，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右派分子的帽子而被迫中断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而原本作为民俗学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却因为与前苏联“人民口头创作”接轨而得以保留，尤其因为还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而“受到尊重，甚至于特别宠爱”（钟敬文，1999，P13）。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原本可以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两个学科方向，成为带动这一学科奋飞的双翼，然而在政治宰制学术的特殊时期，学术以外的原因却使之折其一翼，只能在文学门类下以边缘和衰微的状态存在。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以顾颉刚、钟敬文等为首的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发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其后，民俗学经历了恢复重建、逐渐壮大、发展中兴的阶段；但是学科的传统承继、学术定位依然作为问题存在，学术以外因素造成的机构设置、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学术政治等问题绝非一夜之间能够解决，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对学科自身的社会科学反思也非能毕于一日之功。 ( http://www.tecn.cn )
诚然，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前人没有打好这门学科的基础、没能理顺相关的学科关系。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前辈民俗学者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在严酷的学术之冬为春天保存了能够发芽的种子，并在春风化雨之时将其培育成花。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学术的传承要求每一代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如此学术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 http://www.tecn.cn )
二、面对新时期和新传统
学习和了解一门学科，确定它在学术系统中的位置，重要的是看它的从业者们在做什么和贡献了些什么。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如果你想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也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当看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Geertz, 1973，P5）从上述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口述和传统构成民俗学学科的特性，也仍然是当今研究的主要内容。 ( http://www.tecn.cn )
将民俗学定位在民间的、口头讲述和传承的文化传统的研究当然没有问题，但必须充分意识到传统的现代意涵，以及中国人民曾经历了一个堪称独特的历史时期，而我们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转型的时代。 ( http://www.tecn.cn )
以探讨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变迁著称的社会思想家吉登斯（Giddens）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奇怪。正如吉登斯自己指出的：“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就是“后传统”的吗”（Giddens, 1994）？在各种“后××”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吉登斯将“后”与“传统”相结合用以解释现代性，似乎既要告诉人们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又想昭示出它与前置社会结构的某种关联，而此关联常常是被忽视的。 ( http://www.tecn.cn )
探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离不开对传统的思考。这不仅因为我们需在与传统的对比中认识现代性，而且因为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在西方社会中，坚守传统和再造传统是权力合法性的中心内容，也是国家把自己强加给相对被动的“臣民”所不可缺少的。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性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后现代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大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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