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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在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发端的、以原始民族异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学科在时代和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极大地扩展了研究领域，这门学科的演变有两层含义特别值得民俗学借鉴。其一，人类学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将其“淘金者的眼光与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对于复杂的民族—国家的研究，使自身具备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我们看到它进入的领域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现代经济和金融领地如对股票市场的人类学研究、高科技领域诸如对生物工程、干细胞等实验室和科技人员的人类学观察、全球化过程如麦当劳、转基因技术等跨文化现象的讨论等等。若提到跨学科特性，人类学本身就是所有学科中最为跨学科的——而使其独特的在于研究方法，即民族志。其二，人类学被赋予的两个主要任务同时也是它面临的两个方面的困境——异文化描述和本文化批评，即从异文化研究引申出对自己社会与文化的深度反省；学者们认为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描述功能，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而实现这样一种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马尔库斯、费彻尔，1998），须从当代有关异文化的表述性作品的实验风格中，抽象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题，这意味着，民族志并非单纯描述，而是要提出和回答在理论脉络中可以定位的问题；经验性研究同样应当成为具有高度理论意义和雄心的作品。 ( http://www.tecn.cn )
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界限可以是相对模糊、与其它学科有所交迭的，而其真正的界限在于独立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如此概括这门学科的含义：它是这样一种学问，即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去进行科学研究。而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钟敬文，1991）。阅及各类民俗学概论性的书籍，通常分类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乌丙安，1985）等主要内容无一不可被文化的范畴所涵盖——包容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内。 ( http://www.tecn.cn )
论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脉络是清晰明白的；其主要研究方法——民族志（包括田野工作中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等具体方法）更是独树一帜并为学术界众所周知的。而民俗学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这恐怕也是其根本的困境之所在。翻开任何一本民俗学概论性的著作都不难看到，“田野作业方法”、“文献学方法”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更为具体的方法还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比较法等等，这些其实都未能构成民俗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其主要的“理论流派”——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学派、社会学派、结构学派，实际上又都是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体系中的。 ( http://www.tecn.cn )
要通过具体研究抽象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题，必须首先使研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该问题在学术理论和已有研究中如何定位？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当前民俗学的研究作品中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意识通常是最为缺少的。可能有人会辩解说民俗学研究就是以描述民俗文化现象而不是以理论建构为主要内容的，那么我们会问：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社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难以穷尽，你为何描述这些而不描述那些？为何如此描述而不如彼描述？重要的还是在于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主导研究与表述的内容与过程，这也是提升民俗学学术品质的关键所在。 ( http://www.tecn.cn )
从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新时期的民俗学要想走出困境，对社会对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必须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学术品格，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否则其衰微将是不可避免的，以研究“残留物”（survivals）为开端的学问自己却成了残留物，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变革与更新需要一代甚至超过一代学人敢于超越原有的学科架构和知识体系，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理论创新。 ( http://www.tecn.cn )
民俗学可以在研究对象领域中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相对的区分或侧重有所不同，以对口述历史和口述传统的研究为例：口述史（oral history）通常作为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口述史，是指对某个个体过去经历的口述记录与解释。与口述传统不同，口述史一般关注较近之过去的经验，而不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记忆，它通常表现为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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