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来说，这个查处的标准如何设定？由谁设定？如果打击面过宽，就有损害文化产业繁荣局面的可能，打击面过窄，这一禁令就形同虚设，甚至，如果打击面不确定，则很容易使之成为政府机关随意行政的借口。有人提出应该借鉴“陪审团制度”的方法，请有关人士组成评价委员会，对每一部拟进行查禁或者处罚的作品进行陪审式评价。而这一评价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则不一定是专家，也不能全部由政府官员组成，而是应该更多地吸收普通公民和其他专业人士，比如由教师、心理学家、社会学者等等组成。不过，这只是个理想状态的设想，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使实行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消耗和资源浪费，很可能得不偿失。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作为文化事件，是否仅可以靠行政手段或法律措施进行处理？　　

　　恐惧的是非面目　　

　　“恐怖”与“灵异”作为两个层面的话题，有必要分开来谈。恐怖文化由来已久，世界各地都不乏生动的例证。《旧约》中的上帝就令人生畏，藉着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毁灭，甚至连妇女孩童一个也不放过，行为也足够恐怖。中美洲神话中的水猴、芬兰传说中的恶龙、古波斯人的传说中的埃尔、古埃及的鳄头狮身怪阿穆特、埃及神话中的人头鸟身怪巴、爱尔兰、苏格兰和布列塔尼的传说中洗衣鬼、北欧英雄传奇中的法夫尼尔、北欧神话中的恶狼芬里尔、穆斯林传说中的食尸鬼……都是各式各样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然而却是其各自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夏文明早期的青铜饕餮图腾也是以恐惧的外形和性格为特征的，少数民族史诗中也不乏类似的恶鬼凶魔。不过，没有人会觉得这些恐怖意象是有损身心健康的，因为它们作为传统文化事象，往往是一个民族集体心理的外化。日本学者河合隼雄就分析过日本传说故事中的妖怪和鬼，认为是日本人心灵对于自我的认定，而并不认为这些给儿童说的恐怖故事会危害他们的成长。

　　从常识来看，个人心理承受状况和适应能力各有不同，所以“恐怖另类”的主观任意性就显得很大。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很可能对于同一个作品，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感取向与情绪反应，这是个无法证伪的命题，因而也不具有科学性。另外，从精神分析学深层来看，恐怖在人的心理世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生活过于平静的时候，人需要调剂；压力较大的时候，也需要某种方式来解压，于是不少人就选择了恐怖小说和恐怖片。从心理接受图示看，在各种情感画面中，人对恐怖画面的印象是最深的，所以，恐怖文化能够吸引人有其可预期的必然性。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于“恐怖”的心理效应做过分析，即它能够引发附带的悲悯，从而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品性。当然，这样说，恐怕离“宣扬恐怖、暴力、残酷等不良内容”的作品相去甚远。笔者想说的是，恐惧的心理反应并不一定带来负面的效应，很可能正面的还是多数，并且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也未必那么脆弱。

　　各国文化产品中都不乏以恐怖为主题的作品，欧美的僵尸片、哥特小说、吸血鬼故事中就有很多经典作品。而日、韩、泰国乃至香港也有许多恐怖题材电影，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多受众的《七日怪谈》、《咒怨》、《鬼娃娃花子》、《催眠》、《绿猴子》、《死亡玛丽》、《幽灵僵尸》、《僵尸吓死鬼》、《鬼宿舍》、《活鬼胎》、《鬼影》等等。当然，很多属于“邪典”文化，与被精英意识所认可的“正典”文化相比，它属于一种亚文化类型。观者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接受欣赏这些作品，却未必妨碍其心理的发展。究其根底，恐怖是与人类相始终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查处低级趣味仅仅靠感官刺激、商业追求为目的恐怖文化产品固然无可厚非，但切记这并非因为“恐怖”文化本身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具体的产品。

　　巫术的生死蝶变　　

　　“灵异”文化属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那种前逻辑的、返回原始心灵的状态，在其中人与物、生与死、幻觉与现实、自然与超验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当代的“灵异”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原始巫术思维的再生。这也是个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近年来的外来大片，比如《蜘蛛侠》、《刀锋战士》系列、《范海辛》、《猎狼犬》、改编自谢尔盖·卢科扬涅科三部曲的《守夜人》、《守日人》、《黄昏使者》，克利弗·S·刘易斯原作的《纳尼亚传奇》、最近的《金罗盘》也是根据菲利普·普尔曼的奇幻小说《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一部改编的。更别说大名鼎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托尔金原作的《指环王》系列，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我们甚至可以说，魔幻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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