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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学科向何处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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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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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刘半农等在北大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创建，继之，有梅光迪对胡适发出的“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一声呼喊，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登上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堂。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势力从政体上和文化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下肇始，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及其以后，汇入了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翼的。
百年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史是一部多元的学术史
笔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这两种思潮几乎是并行地或错落地向前发展，既有对抗，又有吸收。而在学科外部，由于民间文学属于下层民众所传承的文化，始终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上层文化的挤压，虽有一大批文化名流的不懈提倡，但始终未能获得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人文条件，民间文学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而具体说来，一部百年学术史，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有消长。
大略说来，前50年，除了以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等为代表的、断断续续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民俗学派”而外，至少还出现过以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1949年后的50年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又可分为“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6月）和“新时期”（1976年～2000年底）两个阶段。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十七年”时期，“延安学派”所倡导的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换言之，在学术界占了绝对优势，而其他流派，诸如30年代兴盛一时的民俗学派和40年代兴盛一时的俗文学派，在多次学术政治批判运动中受到批判从而逐渐归于消歇。而到了“新时期”的大约20年中，特别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被冷落了多年的民俗学派又再次中兴，而俗文学派虽也有人倡导，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再也未能重振起来。流派或学派的视角的选择，是笔者纵览百年学术史的一种尝试，希望提供一种认识百年学术发展的思维模式。
民间文艺学与百年来的重大历史实践相联系
百年来的民间文学运动和民间文艺学的思潮，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是与中国国情、百年来发生的重大历史实践相联系，并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五四”时期，民间文艺学的诞生，是“反传统”的产物，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提出“到民间去”，开始改变对农民和农村以及平民文化、平民文学的轻蔑态度。抗战时期，从内地迁徙到大西南的社会学—民族学者们所做的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不仅以学者的亲身的民族调查，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开了田野调查的先河，积累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最为珍贵的是，使民间文学及其研究发挥了国家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的作用。在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以国家存亡、民族大局为至上，推动了学科的变革。同样，40年代，延安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们在解放区所做的民歌与民间艺术收集工作，改造旧说书、旧秧歌的工作，不也是在抗战的大时代中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符合规律的学科变革吗？正是他们不仅使陕北民歌（信天游）从偏远的陕北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以激越高昂的风格而在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一枝独秀的民间文学奇葩，而且也使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名字和作品传之后世，不被历史烟尘所湮没。把民间文学（民俗也一样）变成手中把玩的骨董，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而孤芳自赏的纯学术，大概是不会有出路的。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从来都是分立的两个学科
20世纪的百年间，尽管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一直处在西方人类学派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影响之下，但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悠长和坚固，中国始终与西方国家不同，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从来是分立的两个学科。
前50年，虽然以神话和歌谣研究为开端，给传统的学术以冲击和震撼，使民间文学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局，但后来，学界却未能潜心于资料的积累（主要是田野调查）和理论的建构，而有些学者热衷于根据西方民俗学的模式“依样画葫芦”，使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长期处于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争论中；虽然从30年代起钟敬文就提出了建设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命题，抗战时期众多的人文学者到了大西南，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神话学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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